踐行總書記青年觀,浙江4000名團干部用腳步丈量“青情”
學習青年說
“青年在哪里,團組織就建在哪里;青年有什么需求,團組織就要開展有針對性的工作,努力使團組織成為聯系和服務青年的堅強堡壘。”共青團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要求,傳遞黨的溫暖、服務青年發展,真正成為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熱心人和青年群眾的引路人。
忙完了一天工作,團紹興市越城區委書記王劍沒有直接回家,而是約上了老朋友、紹興“E網E工團”負責人在咖啡館小聚。
同一片夜幕下,圍繞小城鎮環境綜合整治、美麗鄉村、產業發展、脫貧致富等話題,仙居縣皤灘鄉團委書記柯姿安正與青年圍桌“夜話”。
去年以來,這樣的場景在浙江并不少見。為加深與青年的聯系,浙江的團干部利用晚上時間走進青年,開展主題夜訪談,用腳步丈量“青情”。
據團浙江省委統計,過去一年,有4260名專掛兼職團干部利用晚上時間“大腳掌走基層”,走訪團員青年7.34萬名,收集問題近兩萬個,至今已幫助解決問題1.6萬個。
青年在哪里,團干部就要走到哪里
“訪青情,明團情,通社情。”團浙江省委書記朱林森說,“大腳掌走基層”在增進團干部與青年情感的同時,提高了做青年工作的本領水平,真正成為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熱心人和青年群眾的引路人。
地處寧波東部新城的福明街道,是寧波經濟、政治、文化三大中心所在地。近年來,一大批高端樓宇拔地而起,這里也成了寧波新興產業青年的集聚地,街道團工委書記劉宇熙卻發現,團組織傳統的層級化、行政化模式,開始無法有效地吸引青年群體。
一次夜訪,一位青年告訴劉宇熙,因為工作性質的關系,每天坐的時間長達8個多小時,腰椎和頸椎都不好了。“很希望能夠運動運動,可苦于找不到伙伴。”
事實上,幾次夜訪,劉宇熙已了解到商務樓內許多青年都有這樣的想法。
“青年所需,正是團的組織所為。”劉宇熙當即決定組建“keep life”青春夜跑群,通過微博、微信、宣傳單等,一批熱愛健康生活的年輕人加入進來,目前已有300多人。因為青春夜跑群,商務樓內越來越多的青年也愛上了健康運動的生活方式。
26歲的王巖與父母在江山市廿八都鎮古街開了間店鋪。這里地處浙、閩、贛三省交界,“平常在家的年輕人就少,晚上更沒地方去,只能在家打游戲或看電視。”他說。平淡的生活,讓王巖萌生了出門打工的想法。他希望能有更多可以交流的朋友。
鎮團委在訪談中發現,在廿八都留守的鄉村青年中,與王巖有同樣困惑的青年并不少。很快,“如何引導青年健康夜生活”便成了鎮團委重點研究的事項。
村(社區)、企業、學校,山區、海島,無論是貧困兒童,還是創業青年,哪里有青年,哪里有“青情”,哪里就有團干部的身影。
“沙礫家·美好生活”是90后女青年李莎回鄉創辦的一家民宿。夜訪中,普陀區桃花鎮團委書記羅悅詳細了解民宿建設情況、發展計劃、存在的困難,向李莎介紹青年創業的一系列政策,并為她牽線搭橋。羅悅發動鎮、社區團干部利用微信、微博等推介、宣傳當地民宿,在提升民宿知名度的同時,在青年中努力營造創業創新的氛圍。
羅悅認為,要讓青年在夜訪中得到點什么,哪怕是一條有價值的信息。在她看來,夜訪也是共青團改革背景下服務青年的最佳契機。
“身段低了,方式變了,和基層青年的心就近了”
舟山各級團組織設立了集中夜訪日。“一到集中夜訪日的晚上,專職團干們便會和各自結對的青年聊天、交心。”團舟山市委相關負責人說,“走村入戶”“走心解憂”增進團干部與青年之間的情感。
“身段低了,方式變了,和基層青年的心就近了。”海舟修造船有限公司團支部書記虞玉紅說,這樣面對面交流的方式很接地氣,能和青年產生共鳴。在她眼中,夜訪更像是引領基層青年積極向上的“催化劑”。
“團干部接觸青年,許多都是‘一面之緣’,幾年下來,看似認識了很多人,但真正保持聯系的沒幾個,能交心的就更少了。”李夢嘉說,夜訪的目的就是最近距離走進青年的生活,打通聯系青年的“最后一公里”,真正了解他們的需求,幫助他們解決問題。
在團浙江省委看來,要使共青團組織植根于青年,成為廣大青年遇到困難時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關鍵,就是要使團干部成為青年的知心人”。
今年以來,以團干部主題訪談夜為基礎,團浙江省委又組織全省團組織開展大學習大調研大抓落實。朱林森帶隊赴麗水景寧實地蹲點,團省委副書記王征、王慧琳、周蘇紅分頭帶隊赴象山、德清、安吉、越城、磐安等地,深入一線走進青年,與普通團員青年交朋友,在了解青年成長發展需求的同時,發現基層工作的薄弱環節和面臨的突出問題。
“團員青年如何助力鄉村振興”“掛兼職團干部如何進一步發揮作用”“如何加強教育團工委建設”,帶著課題,書記班子和課題研究小組一道,與基層青年進行深度探討交流。
“這些課題都是從訪談夜中打撈出來的青年心聲,團省委希望通過集中調研的方式在基層實踐中尋找到答案。”朱林森說,浙江團干部常態化下沉基層、主題訪談夜、團委書記片區交流例會等制度,正在成為浙江團組織直接聯系基層團員青年的立體交互式網絡,形成“基層反映-省級研究-基層實踐”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