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中院士鞠躬:65年孜孜不倦,點燃一支燭光
央視網消息:65年,科研路上他大膽創新,成為我國現代神經解剖學奠基人;89歲,三尺講臺他授課解惑,鞠躬盡瘁為國家培養醫學人才。他叫鞠躬,安徽雞西人,1929年出生于上海,現任空軍軍醫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
60年前,他曾經說過一句話,“Each day a step nearer to my grave”,意思是“活一天少一天”。同事們問他為什么這么悲觀,鞠躬說每過去一天少一天,不該珍惜每一天嗎?
他提出的“腦下垂體前葉受神經體液雙重調節”的假說,打破了半個世紀的定論,首創的脊髓挫傷早期神經外科手術,開創了國際先河。
學醫報國,鞠躬盡瘁
“我今年89歲了,余日無多,但還有研究工作要做,所以越發珍惜。”鞠躬每天8點準時上班,雖然體力日漸不濟,但更識途了。受到錢學森先生“唯有培養創新思維才能培養出杰出人才”的啟示,鞠躬意識到教師的主要責任,是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
作為科學家,鞠躬有著敏銳的洞察力。1985年,他建立了全國首個神經生物學教研室,此后的幾十年里,這里不僅創造出有世界影響力的科研成果,更為軍隊培養了許多高層次醫學人才。鞠躬院士今年已經89歲了,可他還工作在第一線。
鞠躬兒時照片
鞠躬祖上姓周,可作為當時上海文化界的名人,他的父親對封建禮制和黑暗現實深惡痛絕,所以給自己改名“索非”。
“等我成長以后,我才悟起來了,索非實際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邊,不索非何以求是,他要索非目的是要求是,但是他叫我鞠躬,顯然是讓我鞠躬盡瘁。”
自從父親給鞠躬起了這個名字,對科研創新“鞠躬盡瘁”,就成了他一生的追求,然而父親留給他的“財富”,遠遠不止于此。
“巴金先生是我父親的好朋友,他每出一本書,都要簽字送給我。”鞠躬說。
索非當年在上海開明書店工作,與巴金、曹禺等人關系密切,父輩們的言行,觸動著鞠躬年少的心靈,因此抗日戰爭爆發后,他第一時間要上陣殺敵。可父親的一番言論,卻改變了他的人生。
“身體不強壯的話,你當兵也是老爺兵,也打不過日本鬼子,所以你必須要學醫。”1947年,18歲的鞠躬考入了由美國人創辦的湘雅醫學院,1953年,鞠躬大學畢業后,來到了原第四軍醫大學任教,可到了西安,鞠躬才發現這里艱苦的環境,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
從大上海來到西部重鎮,從繁華都市來到寂靜古都,鞠躬的生活條件直線下降,不過他卻在這里發現了巨大的寶庫,學校的圖書館成了他的精神樂園。此后的幾年時間,鞠躬除了教書,其他的時間都扎在了這里。
樂觀的心態讓鞠躬很快適應了艱苦的環境,他在一間四平方米的小辦公室里,用自己拼湊的簡易設備,開始了科研創新之旅。他用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國內首例神經束路追蹤研究,填補了國內空白。隨后,鞠躬又提出了“垂體前葉受神經-體液雙重調節學說”,打破了垂體前葉不受神經直接調節的半個世紀的定論,這一成果,讓鞠躬在國際上享有了極高的聲望。
“科學家的生命在于不斷地更上一層樓的追求”
1991年,鞠躬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可就在這時,他卻寫下了這樣一句話:科學家的生命在于不斷地更上一層樓的追求。“為什么要寫這句話,因為我當了中國科學院院士以后,有些同事就說,老鞠你到頭了,就是最高榮譽了,那我想不對,我沒有到頭,我不能停在這了,要一輩子往上走的。”
在當時,脊髓損傷是戰場和軍事訓練中常見多發傷,輕者運動受限,重者癱瘓,歷來是各國軍事醫學研究的重點和難點課題。看著因脊柱損傷而癱瘓的人們,鞠躬心急如焚,他決定攻克這一難題。
在傳統手術的基礎上,鞠躬大膽創新,率先提出了“硬膜外減壓治療法”,這一治療方案一經發表,便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可讓鞠躬沒有想到的是,國外許多專家都不愿意做這樣的手術。
脊髓挫傷早期神經外科手術患者
2002年,鞠躬依托解放軍昆明總醫院脊髓損傷科,對30例最嚴重的全癱患者實施了脊髓挫傷早期神經外科手術。這30位患者,有的是傷后第二天接受手術,有的已經是傷后65天。按傳統理念,他們已經無法再用雙腿站立,可術后三個月,他們中80%的人都可以獨立拄拐行走了。
如今,僅昆明一地就有4000多位患者恢復了行走能力。這種創新方法的成功,成為國際范圍內的重大突破。
“無偉業,點燃一支燭光而已”
1983年,還是副教授的鞠躬被教育部特批為博士研究生導師。在對學生的培養上,鞠躬始終要求非常嚴格,甚至給研究生立下規矩:凡違背科研道德的一律開除。
“與真理為友”是鞠躬經常鼓勵學生們的話,可他對學生的影響遠不止于此,他的創新思維讓一代又一代學子受益。樊洪是鞠躬在2010年招收的研究生,博士畢業那年,鞠躬希望他能在脊髓損傷治療上進一步創新。以前,鞠躬的手術是基于脊柱挫傷的情況,而這一次,樊洪要在病人脊柱完全斷裂的情況下,恢復神經功能,難度進一步加大。
在樊洪看來,脊柱斷裂就相當于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現了一個深溝,兩邊的車輛都無法通行。為了尋找通車的方法,樊洪做了幾十次的實驗,可依然毫無結果,困頓之時,他想起了鞠躬常說的那句話:科學家的生命在于不斷地更上一層樓的追求。
鞠躬在實驗室
有一次樊洪做完實驗已是深夜,本想著第二天把實驗結果交給老師,可沒想到鞠躬一直在門外靜靜地等著他。鞠躬把研究結果拿到辦公室,辦公桌后面就有一臺顯微鏡,他會親自地觀察切片病理改變的情況,然后根據具體的改變,指導學生科研工作下一步該怎么進行。
最后,樊洪做了一個大膽的創新,通過特殊的技術,給已經斷裂的脊柱兩端架上一座橋梁,讓營養和神經通過,這一創新手段填補了國內神經解剖學的空白。當樊洪準備向科研機構提交論文時,他再一次領略到了鞠躬對科學的嚴謹,對學生的負責。
“因為當時是在春節期間,我的論文在雜志社返修回來,需要我們修改,教授在大年三十都在幫我修改論文,后來甚至讓我去他家里,他一個英文單詞,一個英文單詞地幫我改。”
最終,樊洪的論文發表在了英國的《脊髓》雜志上,在醫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如今樊洪在研究室已經獨當一面,成了鞠躬最得力的助手。
鞠躬和學生合影
在軍校工作了65年,鞠躬榮獲了軍隊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八五”全軍后勤重大科技成果獎、原第四軍醫大學首屆教學終身成就獎。在從教65年的時間里,鞠躬帶出了67名博士、65名碩士,還有不計其數的本科生,他的學生張旭成長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近一年來,鞠躬把精力放在了免疫系統對神經系統調節作用的研究上,在依然復雜、繁重的工作里,他的生活卻簡單得像個孩子,他沒有煙酒嗜好,每天回家聽孫子彈鋼琴就是他的享受。這架鋼琴是鞠躬70歲生日時買的,本想著退休之后彌補一下年輕時的遺憾,可沒有想到竟然閑置了20年。
“我哪有時間,我天天在教研室里頭要做科學研究工作,沒有時間,所以今年推明年,明年推后年,推到后來年紀大了,我說我撫琴嘆氣了,這一輩子我跟鋼琴就沒緣分了。”鞠躬常說,聽聽優美的鋼琴曲,做著自己喜歡的事,這一生很知足。而對于65年的從教經歷,鞠躬謙遜地說,這一生無偉業,點燃一支燭光而已。
鞠躬院士在自傳當中寫道,坎坎坷坷一生,現在蠟炬已幾乎成灰了,愿我國早日成為培養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土壤,愿我們世世代代青出于藍勝于藍,這是一位已過耄耋之年的科學家的心聲,也是他專注科研的嚴謹態度。(來源:央視《軍旅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