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有段非常著名的話，理論界大家幾乎都會背：“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這話聽起來有點拗口，什么意思呢？“批判的武器”就是理論辯論，通俗點叫筆桿子；“武器的批判”就是實踐斗爭，通俗點叫槍桿子。筆桿子不能代替槍桿子，光動動筆桿子，是消滅不了敵人的。但是筆桿子只要能掌握群眾，也能變成威力巨大的槍桿子。馬克思一生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為無產階級打造一個強勁有力的筆桿子，也就是打造“批判的武器”——馬克思主義。用馬克思主義來喚醒沉睡中的無產階級，喚醒他們的階級意識和歷史使命，使之成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強大現實力量。

　　鍛造哲學武器的“兩把大錘”

　　鍛造“批判的武器”就像打鐵的過程，需要用大錘不斷擊打燒紅的鐵。馬克思在鍛造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也有兩把大錘，一把叫“實事求是”，一把叫“無情批判”。所謂“實事求是”，就是馬克思主義不是從前人的著作中抽象演繹出來的，而是從社會現實和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理論是灰色的，實踐之樹常青；所謂“無情批判”，就是在鍛造思想武器的過程中，批判前人，批判同時代的理論流派，同時也不斷批判自己之前的思想成果，以“今日之我”批判“昨日之我”。只有用好了這兩把大錘，才能鍛造出鋒利的思想武器。

　　馬克思博士畢業，第一份工作是《萊茵報》的編輯。剛進入社會的馬克思，是個徹底的唯心論者，滿腦子是黑格爾思想中的“絕對精神”、“自我意識”這些概念。但是，《萊茵報》的經歷，卻給馬克思上了生動的一課。按照馬克思自己的說法，就是遇到了“要對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當時的萊茵省議會正在討論一項叫《林木盜竊法》的法案，這項新法案的目的是要懲罰那些到森林里撿枯枝的窮苦農民。因為在林木所有者看來，未經允許私自撿拾森林里的枯枝，就是盜竊。但是，農民祖祖輩輩都是靠撿拾枯枝來生火做飯，維持生計，想不到現在枯枝成了林木所有者的私有財產。一邊是農民的生計問題，一邊是林木所有者的個人利益，兩者發生沖突的時候，法律應該站在哪一邊呢？

　　按照黑格爾的說法，國家和法律是“理性”的化身，普魯士政府就是這樣一個“理想國家”，它會永遠堅持公平正義，永遠代表著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但是現實卻大大出乎馬克思的意料，在物質利益面前，“理性”被打得落花流水，《林木盜竊法》堅定地站在了林木所有者一邊。馬克思很憤怒，寫文章抨擊萊茵省議會的做法。他說，農民撿拾地上的枯枝，是大自然賦予農民的正當權利。現在社會上一小部分人要把公共財產據為己有，而且還要立法來懲罰農民，這不僅傷害了農民的利益，也傷害了法律公平公正的精神。經過這場論戰，馬克思清醒地意識到，普魯士政府并不是黑格爾說的“理想國家”，“絕對精神”也很不可靠，它只代表私有者的利益，所謂的法律只不過是私有者維護自己利益的工具。同一時期，馬克思還和萊茵省政府發生了關于摩塞爾記者的論戰。在現實生活的撞擊下，馬克思頭腦中的黑格爾哲學體系出現了裂痕。

　　后來，馬克思總結《萊茵報》時期的現實教訓，對黑格爾法哲學又進行了深入的批判，寫出了《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這本書。在這本書的導言里，馬克思說，國家、法律以及宗教其實并不神秘，它們非但不是什么“絕對精神”的化身，反而處處受到“物質生產關系的總和”的制約。由于這種“物質生產關系的總和”又叫市民社會，因此，推動歷史發展，決定國家權力運轉的，是來自地上有著黃土氣息的“市民社會”，而不是來自天上高冷傲嬌的“絕對精神”。馬克思得出一個結論，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國家權力如何運轉，是由市民社會內部的矛盾和斗爭決定的。國家如此，法律和宗教也是如此。因此，在馬克思看來，之前青年黑格爾派對宗教的批判，其實是只打狐貍，卻放過了狐貍背后的老虎。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這篇文章中說，既然不存在什么天國的真理，那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確立現實世界的真理。所以他呼吁，“對天國的批判要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

　　既然要批判，那就有個工具問題。拿什么去批判現實世界，批判市民社會？這就是我們剛開始引用的那句話：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 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

　　那馬克思心目中要掌握的群眾是哪一部分人呢？是歐洲各國貌似慈悲的王公貴族嗎？是十九世紀腦滿肥腸的大工廠主嗎？都不是。理論要掌握的群眾，是馬克思所說的那個“被戴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即無產階級。他們因為被壓迫，所以要反抗；因為被徹底壓迫，所以已經退無可退，只有革命一條道路。列寧高度地評價了馬克思這篇導言，說馬克思對現存的一切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特別主張武器的批判，訴諸群眾，訴諸無產階級，這表明馬克思已經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了。

　　1844年8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會晤，一拍即合，互相引為知己。在一起相處的十多天里，他們決定共同寫一本書來清算自己之前的青年黑格爾派思想，捍衛他們已經共同承認的唯物主義和共產主義觀點。這就有了他們合寫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

　　我們先來看這本書的副標題——“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讀起來很拗口，什么意思呢？在當時的德國哲學界，“批判”是個很時髦的詞，哲學家們都認為“批判”能夠推動社會進步，都以自己能“批判”為榮。青年黑格爾派更進一步，要對其他哲學家的批判進行再批判。這時的青年黑格爾派已經陷入唯心思辨的泥潭，越來越脫離現實的政治斗爭，躲進哲學領域，宣揚“批判的批判”的奇怪思路。而且，他們莫名其妙地認為只有他們這些“批判的個人”才是改變世界的力量。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諷刺這些人的狂妄，就把這些自以為高高在上、俯視人間的青年黑格爾派戲稱為“神圣家族”，而且有樣學樣，把自己批判他們的書的副標題取名為“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在對黑格爾、青年黑格爾派等進行深刻批判后，馬克思和恩格斯系統整理自己發現的新的世界觀，在1845-1846年聯手創作了第二部哲學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系統論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這部書也標志著歷史唯物主義的誕生。從唯物史觀誕生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實事求是和無情的批判，這兩把大錘的重要作用。

　　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

　　為了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馬克思從工人階級狀況中汲取現實養料，對工人階級不僅有理論上的認同，更有情感上的認同；同時，馬克思左右開弓，既批判魏特林盲目的冒險主義傾向，也批判蒲魯東一味調和的保守主義傾向，完成了思想上的華麗轉身，俯瞰歐美工運風云，終成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一面旗幟。

　　馬克思進行科學社會主義的研究，也是時刻掄起“實事求是”和“無情批判”兩把大錘，對社會主義理論進行捶打。

　　馬克思對工人運動的研究，最早是受到恩格斯《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啟發和影響。恩格斯在1842年—1844年間，深入英國曼徹斯特貧民窟進行實地調研，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搜集了大量關于工人生存狀況的一手資料寫作了《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恩格斯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描述非常生動，這本書可以當成一本紀實文學著作來讀。而且，恩格斯還論述了，英國工人之所以處于這種狀況，就因為英國引以為傲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工人也必然會在沉默中爆發，成為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歷史力量。恩格斯有個觀點，對馬克思很有啟發，“工人階級的狀況是當代一切社會運動的真正基礎和出發點，同時它是我們目前社會一切災難的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等等。

　　馬克思恩格斯關注工人運動的情況，1844年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在關于德國西里西亞紡織工人的罷工問題上，馬克思和盧格之間的分歧公開化了。盧格曾就此事件寫過一篇文章名為《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的文章，文章指責了西里西亞紡織工人的起義不僅算不上是社會起義，因其政治意識低下，就連政治行為都算不上。馬克思立即寫文章反駁，馬克思在《評“普魯士人”的“普魯士國王和社會改革”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需要這種政治行為，因為它需要消滅和破壞舊的東西。但是，只要它的組織活動在哪里開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精神在哪里顯露出來，社會主義也就在哪里拋棄了政治的外殼。”此外，馬克思還大力贊揚了德國工人運動的創新精神，“德國西里西亞工人起義，在一開始就做到了法國工人和英國工人在起義結束后才做到的事情，那就是意識到無產階級的本質……被燒毀的不僅有機器——這些工人的勁敵，而且還有賬簿和財產契據……英國工人起義沒有一次像這樣勇敢，這樣有計劃，這樣堅強。”

　　馬克思對工人階級不僅有理論上的認同，也有情感上的認同。那時的馬克思整日“混跡”于社會主義思想團體和工人群體中間。馬克思通過對工人群體的實調查研究，不僅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資料，更讓他對工人階級這個群體有了情感上的親近。馬克思曾經說，“人的兄弟情誼不再是空洞的詞句，而是一種現實，人的尊嚴從他們勞累的身軀上向我們投射過來。”

　　一生論戰無數，這段時期最重要的兩個論戰對手是魏特琳和蒲魯東。

　　魏特林“大火爆炒”私有制

　　魏特琳是個普通的工人，也是德國工人運動史上著名的理論家。他的代表作《和諧與自由的保證》出版的時候，曾經震動了當時德國的思想界。馬克思稱贊這部書是德國工人的“史無前例、光輝燦爛的處女作，只要把無產階級巨大的童鞋拿來和德國資產階級的矮小的政治爛鞋比較一下，我們就能夠預言德國的灰姑娘將來必然長成一個大力士。”

　　后來，魏特林來到布魯塞爾，和馬克思以及一些工人團體的代表進行了一次座談。在這次座談會上，馬克思和魏特林之間的矛盾公開化了。馬克思說，魏特林，你在德國搞出那么大動靜，說說你的理論基礎。魏特林說，工人不需要啥理論基礎，關鍵是點燃他們的戰斗激情，不要與資產階級做任何妥協，無產階級的幸福只存在于自己的寶劍上。馬克思說，喚醒工人如果沒有一種科學的思想或建設性的學說，那么就等于宣傳空洞的、騙人的游戲。馬克思“啪”一下，拳頭錘在桌子上，震得油燈亂晃，說了一句“無知從來幫助不了任何人。”魏特林的固執在現實的革命形勢面前被撞擊得粉碎，各地共產主義團體也紛紛拋棄了這個革命的狂想家。

　　蒲魯東“小火燒烤”私有制

　　馬克思和恩格斯組建起了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后，考慮到蒲魯東在法國工人運動中的巨大影響，馬克思曾經給蒲魯東寫信，請他擔任共產主義通訊委員會的巴黎通訊員。結果，蒲魯東的回信毫不客氣地教訓了馬克思一頓。蒲魯東在信中說：“不必用制造新的思想混亂來給人類增添新的麻煩；我們應該給世界樹立一個明智和眼光遠大的寬容精神的榜樣；我們不要扮演一種新宗教的使徒的角色，即使這種宗教是邏輯和理性的宗教。……我寧肯用文火燒毀私有制，也不愿為有產者安排一個巴托羅繆之夜，從而使私有制獲得新的力量。”

　　最后，蒲魯東還說自己在寫一本新書《貧困的哲學》，并挑釁地請馬克思予以批判。這一次，馬克思沒有失約。蒲魯東的新書1846年出版，當年圣誕節的時候，馬克思就拿到了書。幾個月之后，馬克思出版了《哲學的貧困》，針鋒相對批判蒲魯東的社會主義思想。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時期，“對構成當時同盟的秘密學說的那種英法兩國社會或共產主義同德國哲學這兩者的雜拌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為了代替這種雜拌，我們提出把對資產階級社會經濟結構的科學研究作為唯一牢靠的理論基礎。最后用通俗的形式說明：問題不在于實現某種空想的體系，而在于要自覺參加我們眼前發生的革命地改造社會的歷史過程。”

　　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研究和對思想前輩的理論批判上，甚至對自己前期成果的批判上。馬克思對自己寫的東西，精益求精，甚至到了連恩格斯都不能忍受的地步。馬克思說過，要是一篇文章，四周以后我在看，還覺得不錯，那就很糟糕了，說明我四周沒有進步啊。恩格斯勸馬克思，趕緊把經濟學研究的成果發出來，不要糾結于那些錯誤，你能發現的錯誤，我們是發現不了的。但是，馬克思堅決不。他在研究過程中，一旦發現一個新領域，就得把新領域的內容研究清楚了，才肯下筆去寫。被恩格斯催促煩了，馬克思自己寫作《資本論》的進度，就連恩格斯也不告訴了，所以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整理馬克思資本論手稿很費勁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們看到，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資本論》，從他1842年開始研究經濟學，一直到他1883年逝世，寫了四十年，就出版了第一卷，剩下的都是手稿狀態。

　　當然，也正是馬克思這種精益求精，無情自我批判的精神，才讓馬克思主義這把精神武器如此堅韌鋒利，經過一百多年歲月的洗禮，時至今日仍然锃亮如新，散發出科學和真理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