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分落戶漸實行 搶奪人才各有招
二線城市競發戶籍“邀請函”
大學本科畢業,原本鐵了心留在北京的小魯,現在不打算當“北漂”了。
“‘新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有很多落戶優惠政策。”小魯說,“我投了幾份成都和杭州的工作。畢竟和首都相比,那里的工作和生活壓力都要小一些。”
“逃離北上廣”再引熱議,源于多地落戶政策的密集出臺。其中,武漢、長沙、成都、濟南等多個省會城市或重點城市,向高校畢業生等人才伸出橄欖枝。“租房就可落戶”“先就業再落戶”“發放購房補貼”等政策頻出,被形容為“搶人大戰”。與此同時,積分落戶等落戶限制條件,亦出現在各地的戶籍新政當中,漸成“標配”。
① 二線城市放寬 完善落戶制度
記者梳理發現,在已經出臺戶籍新政的省會城市和重點城市中,均對落戶設定了積分或限制條件。
例如,河南鄭州在落戶條件中明確,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的年限要求不得超過2年;江西南昌則要求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滿2年,并按規定參加城鎮社保;福建廈門提出,進一步完善落戶政策,按照國務院有關政策要求,建立積分落戶制度;湖北武漢提出,在中心城區實行積分落戶制度,但放寬開發區、新城區區域落戶條件。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孫文凱說,各大城市密集出臺戶籍新政,是在中央戶籍改革的大框架內進行的,也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舉措。
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提出,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其中,城區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城市,要適度控制落戶規模和節奏,可以對合法穩定就業的范圍等作出較嚴格的規定,也可結合本地實際,建立積分落戶制度;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城市,則要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
2016年,《關于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則提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以具有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為主要依據,區分城市的主城區、郊區、新區等區域,分類制定落戶政策,重點解決符合條件的普通勞動者落戶問題。
專家指出,特大城市設置落戶門檻,是為了解決公共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通過積分等條件加以控制,以使城市有序發展,實現轉型。
② 吸引專業人才 優惠政策頻出
相對于針對一般人群的落戶門檻,各大城市對于高校畢業生可謂是“大門常打開”。為了吸引專業人才落戶,各地爭相“放大招”。
江蘇南京提出,高校畢業生可直接申請落戶;湖北武漢規定,畢業3年內無需買房即可申請落戶;山東濟南則全面放開大中專院校畢業生落戶限制;四川成都可以憑畢業證落戶;湖南長沙推行“先落戶后就業”。
對于住房等“痛點”,這些城市也紛紛推出“大禮包”。有的只要租房即可落戶,有的還為畢業生提供租房、購房補貼。
武漢將建設3605套大學生人才公寓,面向畢業3年內留在武漢創業就業的無房大學生,最長租期可達3年;南京規定,符合相關條件的高校畢業生,可申請30平方米左右的公租房或600至1000元的租賃補貼;長沙對到當地工作的高校畢業生,兩年內發放租房和生活補貼,最高每年可達1.5萬元,博士、碩士畢業生首次購房,可獲得3萬元至6萬元的購房補貼。
對于高端人才,各地同樣不吝資金支持。廈門對一流頂尖團隊給予1000萬元至1億元資助;長沙未來5年將投入百億以上資金,吸引儲備100萬人才;到杭州工作的碩士以上學歷人員和歸國留學人員,有機會獲得一次性生活補貼2萬至3萬元。
專家認為,一些地方限制一般人口增長,但是仍會大力引進專業人才,以謀求產業發展,增強經濟活力。
孫文凱說,省會城市及重要中心城市“搶人才”,其實是在控制人口規模的前提下,增加了某方面的權重,使得專業人才更容易落戶。
③ 戶口并非萬能 尚需綜合施策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35%,比上年末提高1.25個百分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為41.2%,比上年末提高1.3個百分點。全國農民工總量28171萬人,比上年增長1.5%。其中,外出農民工16934萬人,增長0.3%。
按照有關規劃,2020年要實現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各地區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比2013年縮小2個百分點以上。
孫文凱說,從一系列數據可以看出,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與中等發達國家仍有不小的差距。國際經驗顯示,這一階段人口仍將持續向大城市流入。因此,小城市放開、大城市控制的戶口遷移政策,仍要維持相當長的時間。
盡管敞開懷抱招納英才,但各大城市的人才流入卻有些冷熱不均。新政實施后,有的城市“門庭若市”,有的城市卻“門可羅雀”。
對此,孫文凱表示,戶口不能“包治百病”,只是“錦上添花”。如果沒有優良的經濟條件,戶口的吸引力就大大降低了。尤其是對于中西部城市而言,同樣的政策,與沿海城市相比,集聚效應就消了不少。
受訪專家表示,下一步的戶籍改革,不能避重就輕,要啃硬骨頭。孫文凱認為,從戶籍改革思路來說,一定要順應經濟規律,減少大城市的人口流入壁壘。為此,應增加人口流入地區的中央轉移支付。
“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投靠型’城鎮化趨勢會愈發明顯。過去是農民工進城,未來老人、孩子也會一起進城,對應的城市公共財政支出壓力也會增大。”孫文凱說,除此之外,統籌社會保障也同樣重要。
此外,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與城市規劃能力的不足關系密切。專家認為,要用合理的城市管理和規劃,解決城鎮化過程中的負面問題。
④ 一線城市收緊 控制人口增量
來自獵聘網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人才凈流入率最高的城市中,杭州、深圳、武漢、西安、蘇州名列前五。北京、上海、廣州雖名列前十,但人才流入率已低于很多二線城市。
有學者指出,人才從特大城市流向二線、三線城市,可以優化國家人才配置,促進中、小城市更好地發展。
房價高企、落戶不易,種種因素導致北京等一線城市的人才流入率放緩。今年,對于高校非京籍生源畢業生,北京依然實施戶口指標“總量封頂”,且將繼續大幅縮減。此前,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就業報告已顯示,2016年,兩校畢業生的留京率就已跌破50%。
孫文凱認為,北京給戶口指標設限,是希望通過控制“國有企業、政府機關、事業單位”等國有部門的戶口指標數量,來限制人口增量。但是從實施情況來看,雖然對于調整人口規模有一定影響,但對人口總量的影響不大。
“決定人口總量的關鍵因素還是經濟規律。”孫文凱說,戶口作為一項公共福利,更多地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至于能不能就業、能掙多少錢,戶籍政策的影響不大。
孫文凱指出,雖然對限制人口增長作用不大,但是戶籍政策對于人口結構調整還是有一定影響。專業人才會因戶口留在北京;農民工等群體,即便沒有戶口,可能也不會離開;而中間層的人才,到二線城市能夠拿到戶口,生活壓力也小,就會離開北京。
專家認為,長此以往,北京等中國一線城市可能會和歐美大城市一樣,出現中間層人才不足的現象。
孫文凱說,這一現象是隨著市場規律自發形成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現有的戶口制度和戶籍改革思路,也加劇了人才分層的過程。他建議,應根據情況適時、適當調整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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