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引發世界熱議，在得到沿線國家積極回應的同時，也面臨一些質疑。質疑者以西方為參照系，認為“一帶一路”建設是大國崛起的戰略，并與歷史上的荷蘭、日本、英國等進行比較，分析中國的戰略及其制約。其實，這種用近代以來西方話語體系來理解“一帶一路”的方式是完全不符合實際的。首先，“一帶一路”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夢想，但中國的復興所涉及的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復興，更是文明的復興，所以不能運用“大國崛起”邏輯來理解；其次，“一帶一路”所涉及和解決的，遠不是中國單個國家的發展問題，更是全球性的問題，比如貧困、貧富差距、全球治理等，是解決全球性挑戰的創新方式，也是助推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要途徑。

　　“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提出的全方位開放戰略，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旨在歐亞非沿線65個國家，44億人口建立由鐵路、公路、航空、航海、油氣管道、輸電線路和通信網絡組成的綜合性立體互聯互通的交通網絡，并通過產業集聚和輻射效應形成建筑業、冶金、能源、金融、通訊、物流、旅游等綜合發展的經濟走廊，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來推進貿易投資便利化，深化經濟技術合作，建立自由貿易區，最終形成歐亞大市場。其中，能源走廊著眼于大宗商品定價權，物流與金融等走廊著眼于貿易投資標準制定權，資金融通則推動人民幣地區化國際化，互聯網、電網及智能絲綢之路建設則推動形成電子商務世界貿易規則，大力提升中國的制度性國際話語權。

　　一、“一帶一路”助推走出“西方中心論”

　　“古希臘產生了古羅馬，古羅馬產生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信奉基督教的歐洲產生了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則產生了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產生了政治民主制和工業革命。與民主制雜交的工業進一步孕育了美國，從而體現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牛津大學教授彼得·弗蘭科潘發現，這種流行說法只是西方獲得政治、文化以及倫理道德上勝利的口頭禪，并非歷史的真相。

　　他在其新書《絲綢之路：新的世界觀》中寫道：“幾千年來，正是東西方之間的地區，即把歐洲與太平洋聯系在一起的地區，構成地球運轉的軸心”。書的前言寫道，在這個地區，世界上一個個偉大的宗教誕生了，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和印度教百花齊放。正是在這個大熔爐里，各種文明相互競爭、相互融合。在這里，一個個偉大的帝國興盛和衰亡，文化與競爭對手之間沖突的后果在數千英里以外都被感知。站在這里，可以開辟看待歷史的新途徑，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個深刻的相互連接的世界，一個大陸上所發生的事情可以影響到另外一個大陸，中亞大草原上所發生的事情的余震可以在北非感覺到，巴格達的局勢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產生反響，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可以使中國的物價發生變化，導致印度北部馬匹市場上需求的激增。這些震動沿著一個網絡傳播。這個網絡向四面八方展開，沿著這些路徑，朝圣者和戰士、牧民和商人走過。貨物和物產得到買賣，思想得到交流、借鑒和提煉。他們所攜帶的不僅有經濟繁榮，而且有死亡和暴力、疾病和災難。19世紀末，這個龐大的網絡被一位著名的德國地質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冠以一個名稱。這個名稱一直延續下來：絲綢之路。

　　彼得·弗蘭科潘發現，亞歷山大大帝在歐洲之所以被稱為“大帝”，不只是就其文治武功而言，更重要的是因為他遠征至印度，將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等學術成果置于亞里士多德名下，為歐洲的文藝復興埋下伏筆。當工業革命、地理大發現后，歐洲人又將殖民世界美其名曰文明的傳播，“西方中心論”就這樣自圓其說了。

　　他因此恍然大悟，“我不明白為什么，我一直被告知，地中海很重要，是文明的搖籃，而看來十分明顯的是，這并不是文明實際上形成的所在地。真正的大熔爐，即字面意義上的‘地中海’——世界的中心——并不是把歐洲和北非分開的一個海洋，而是亞洲的中心地帶。”

　　彼得·弗蘭科潘絕非第一個覺悟的西方人。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馬丁·伯納爾的《黑色雅典娜》一書就指出，在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希臘文明形成期間，非洲文明尤其是埃及文明是其重要源頭，言必稱希臘的西方文明發展史，實際上是近代以來歐洲學者杜撰出來的“歐洲中心論”神話。英國學者約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一書中，更進一步揭示了“東方化的西方”，即“落后的西方”如何通過“先發地區”的東方，主要是通過伊斯蘭世界傳播到西方的中華文明，一步步塑造領導世界的能力的。更早的歐洲學者，如英國的培根，清晰地描繪了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傳到歐洲是如何幫助歐洲開展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

　　絲綢之路的衰落成就了歐洲大航海時代，深刻影響人類歷史進程。彼得·弗蘭科潘的絲綢之路歷史研究對“西方中心論”的解構預示著，隨著絲綢之路的復興，不僅會改變人類歷史的演進方向，而且會改變我們對人類歷史的理解。

　　如今，這個中心地帶由于絲綢之路的復興而變成名副其實的“世界島”。絲綢之路的學問也變成了世界性學問。各國絲綢之路復興計劃中，唯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影響最大。

　　二、“一帶一路”重塑經濟全球化話語權

　　走出西方中心論，是破；重塑經濟全球化話語權，是立。“一帶一路”倡議正在塑造包容性經濟全球化，超越經濟全球化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可持續。

　　從縱向維度看，絲綢之路的興衰見證著世界歷史演進軌跡。“一帶一路”倡議所彰顯的絲綢之路在21世紀的復興，告別了西方杜撰的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分水嶺的邏輯：偽造歷史+偽造文字起源=偽造西方文化優越論，這就破解了“西方中心論”神話，開創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這“五通”，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命運和責任共同體，推動實現中國與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走向共同繁榮。這就是人類大歷史背景下“一帶一路”的時代邏輯。

　　迄今為止，人類經歷了三種經濟全球化：絲綢之路所代表的農耕——游牧時代的全球化、工業革命所代表的工業——商業時代的全球化，以及“一帶一路”所承載的工業——信息時代的全球化。

　　1.東西互鑒與文明交流時代。

　　古代絲綢之路是連接東西方貿易與文明交流的橋梁，集中展示了東西互鑒的魅力。

　　縱觀歷史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軌跡，在其千年的演變之間，盡管沉浮多變，但綿延不衰，對中西方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首先，繁榮了中西方的貿易和商業往來。千余里的絲路上，商賈來往不斷，駝鈴陣陣，繁華相望于道。在貿易過程中，各類奇貨數見不鮮，在相互交換的過程中極大地推動了中西方物質的繁榮，推動了財富、資源以及人員的流動；其次，促進了沿線各民族之間的發展和穩定。由于各民族之間經貿往來頻繁，同時伴隨著文化交流所帶來的相互理解，各族之間沒有爆發較大規模的沖突。同時，絲路上各民族之間也呈現出融合的趨勢，各民族獲得不同程度的發展。

　　絲綢之路不僅僅是一條經貿之路，更是一條文化之路，各類文明匯聚于此，發展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搭建了世界文化溝通交流的平臺。佛教就是借由絲綢之路，經印度傳至西域，后到達中原地區，并在中國廣泛傳播。了解我國古代絲綢之路的發展脈絡，有利于從宏觀上把握當今“一帶一路”建設同古代絲綢之路的聯系，從而更加全面地了解兩者之間的聯系和異同。

　　古代絲綢之路在經貿合作、文化交流、民族穩定三個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而“一帶一路”的建設，也同樣會發揮古絲綢之路這三大獨特作用。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提到的，這有利于歐亞各國經濟聯系更加緊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發展模式更加廣闊，這是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放眼古今絲綢之路，兩者同為“親善之路”、“繁榮之路”、“交流之路”。

　　2.以西方為中心的所謂經濟全球化。

　　自從古絲綢之路中斷后，歐洲人走向海洋，通過地理大發現殖民世界，開啟所謂的經濟全球化。然而，這是真正的經濟全球化嗎？打開“夜晚的世界”圖可以發現，只有日本、北美和歐洲發達國家沿海地區燈火輝煌，而在衛星上看不到世界其他地方的燈光，那些地區的人們依然生活在“貧困的黑暗”之中。按照世界銀行數據，當今世界產出的八成來自于沿海地區一百公里的地帶，因為地球71%的面積被海洋覆蓋，90%的貿易通過海洋進行。這種西方中心的海洋型“全球化”其實是“半（部分）全球化”。

　　3.包容天下的經濟全球化。

　　“一帶一路”正在推動全球再平衡，即通過鼓勵向西開放，帶動西部開發以及中亞一些內陸國家的開發，在國際社會倡導經濟全球化的包容性發展理念；改變歷史上中亞等絲綢之路沿途地帶只是作為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的過道而成為發展“洼地”的面貌。

　　“一帶一路”在經濟全球化新時代繼承和弘揚了“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古絲綢之路精神，正在糾正近代以來西方殖民體系及現今美國霸權體系造成的經濟全球化碎片化、分裂化局面，以沿線國家的共同現代化超越近代西方開創的競爭性現代化，推動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繁榮、普遍安全的和諧歐亞。

　　因此，如果把作為古代東西方貿易與文明交流之路的絲綢之路稱為經濟全球化1.0時代：其單元是文明，載體是歐亞大陸，動力是貿易——文化，遵循的是“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近代西方開創的工業革命所代表的工業——商業時代的全球化稱為經濟全球化2.0時代：以民族國家為單元，通過海洋實現全球貿易——投資擴張，確立西方中心世界；那么，“一帶一路”作為21世紀的洲際合作倡議，不只是打通歷史上中斷的絲綢之路，而是借助絲綢之路的歷史概念，通過互聯互通，幫助內陸地區尋找海洋，幫助南方國家實現工業化，助推人類文明的共同復興。如此看來，“一帶一路”就可以稱為經濟全球化3.0時代：秉承“萬物互聯”，運用3D打印機、大數據和智慧城市，推動E-WTO進程，開發和應用包容性技術——改變傳統技術讓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局面，創新和實施包容性制度安排——推動國際貿易、投資規則更加公正、合理、包容，開創包容性經濟全球化——實現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千年夢想。

　　三、世界對“一帶一路”的期待

　　2015年11月第六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一位埃及學者感慨：“多少年來，西方國家在中東地區輸出軍火與動蕩，是為了攫取石油；只有中國帶來經濟發展合作倡議，我們求之不得！”

　　的確，“一帶一路”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彎道超車、變道超車、共同復興，超越了西方現代化邏輯和經濟全球化邏輯，開創21世紀人類新文明。

　　世界正從傳統媒體、產業和經濟全球化走向新媒體、新產業和新經濟全球化。近代以歐美百萬、千萬、億級人口實現工業化為經驗的西方話語體系遭遇當今幾十億級新興國家人口實現工業化的巨大挑戰，普世價值的邊界不斷被厘清，這也為發展中國家從觀念、理念上走出近代、告別西方，提出21世紀更具通約性、時代性和包容性的話語體系，實現軟實力的彎道超車，提供了歷史性機遇。

　　世界期待分享中國機遇、中國模式與中國方案，“一帶一路”建設民意基礎堅實。習近平主席2013年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與強烈反響。這是世界“中國熱”盛行的寫照，折射出世界渴望分享中國機遇、中國模式與中國方案，以推動歷史和文化的傳承與復興，解決各國面臨的發展難題。“一帶一路”幫助實現聯合國后發展議程，倡導中國夢與世界夢相通，引導世界“中國熱”走向，提升我國的話語權。比如，我國國家電網的長距離、特高壓輸電網，可以實現成本最小化，推動人類共同現代化。再比如，我國的北斗導航系統2020年可以實現全球覆蓋，不像GPS依賴網絡，將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展遠程教育，掃除文盲，脫貧致富，ICT系統（信息通信技術）也將鼓勵后發國家實現“變道超車”的夢想。

　　正如非洲諺語“獨行快，眾行遠”所揭示的，中國的發展只有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伴，實現共同發展和文明的共同復興，才能行穩致遠。與此同時，中國模式鼓勵廣大發展中國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打破了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神話，還原了世界多元性。

　　四、結論

　　軟實力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關鍵制約。中國要想實現偉大復興必須邁過軟實力這道坎，超越近代趕超西方的邏輯，提出解決人類共同關切的時代方案。“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中國的制度性國際話語權建設帶來了希望，其基本思路就是，中國要把數量的優勢變成質量的優勢，變成結構性權力。一方面要跟歐洲、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競爭，搞“中國制造2020”，實現彎道超車；另一方面要搞互補合作，著眼于更需要中國資金、技術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現變道超車。中國不是被動地加入經濟全球化，而是要創造一個新的經濟全球化體系。這就是“一帶一路”的軟實力使命。

　　從縱向維度看，“一帶一路”超越經濟全球化1.0、2.0版本，打造經濟全球化3.0版——包容性經濟全球化，重塑歷史話語權；從橫向維度看，“一帶一路”在21世紀復興“團結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絲路精神，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推行新多邊主義和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助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文明古國實現彎道超車、變道超車、共同復興，推動解決人類面臨的諸如貧困、貧富差距的普遍性重大挑戰，開創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的新模式。“一帶一路”正將中國的規模優勢、后發優勢、歷史文化優勢，通過制度優勢實現倍增，并轉化為結構性權力與制度性話語權。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多的是要為解決人類公共性問題與挑戰發出中國倡議、提供中國方案、展示中國智慧，這就需要復興——包容——創新的三位一體：復興古代文明，包容西方文明，創新人類文明。“一帶一路”倡議就服務于此，正在并將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一帶一路”倡議將“部分經濟全球化”變成“包容性經濟全球化”，將經濟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幫助更多國家脫貧致富，開創21世紀地區與國際合作新模式，開創綠色、可持續發展新氣象。

　　理論上，世界日益增長的對合作公共產品需求與落后供給能力之間的矛盾，就是建設“一帶一路”的動力。實踐中，建設“一帶一路”，必須正視已有或將來可能出現的各種認知風險。必須確立這樣的共識，即絲綢之路是歐亞國家的共同記憶，“一帶一路”是沿線國家的共同事業，始終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通過共商共建絲綢之路，達到共擔風險、共襄盛舉的目標。

　　古絲綢之路如此，“一帶一路”倡議亦然。對中國而言，要跳出大國崛起的范疇來解釋“一帶一路”；對外國而言，要跳出近代西方話語體系和歷史經驗來理解“一帶一路”。

　　這就需要聯接中外、溝通世界，學會運用世界話語傳播絲綢之路文化、講好絲綢之路故事、闡明絲綢之路精神，讓沿線國家、沿線人們聽得懂、能接受、能理解。這樣，古老的絲綢之路才能更好更快地在新時代煥發出強勁的生命力。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