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走訪了山東、安徽、吉林、湖北、陜西、山西等10余省份上百名農民發現，農民進城態度大體可分為“三個‘三分之一’”，即三分之一擁護，三分之一 中立，三分之一反對（其中部分農民尚能轉化為擁護或中立）。在這背后，由于就業不穩定、擔心失去多項財產權益、子女入學難一系列現實問題，一些農民在進 城、“上樓”時顧慮重重，表面上看似不愿，實則是“不敢”。

　　對此，專家學者和基層干部認為，在推動城鎮化過程中應樹立宜農則農、宜城則城的理念，采取妥善措施打消進城農民的后顧之憂，同時充分尊重農民自主定居的權利，不能讓農業轉移人口“被落戶”“被上樓”。

　　農民對進城態度分化

　　有農民表示，只要經濟收入上得去、社區配套設施完善、搬遷過程中利益不受損，哪個農民不愿意上樓？

　　今年38歲的王金花原來住在山西省孝義市梧桐鎮中王屯村，梧桐鎮曾因全國首個環保區域限批“黃牌”而聞名，鎮域總面積35.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星羅棋布存在著2000多個焦化廠。當地村民調侃，這里“煙囪比樹多”“鳥過梧桐變烏鴉”。

　　為改善村民的生活環境，梧桐鎮在孝義市率先進行移民搬遷，在城郊建設移民新區。2012年冬天，王金花在梧桐新區以1000元／平方米的價格買了一套90 多平方米的樓房，又通過農村舊屋置換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樓房。“以前我們一家四口和公公婆婆住在一個五孔窯洞里，村里也沒有個干凈處，空氣中都是一股 焦化味，嗆得不行。你看現在家里這條件，感覺跟做夢一樣。”記者看到，新房雖然裝修簡單，但家電設施一應俱全，周邊環境也很優美。

　　山東省德州市臨邑縣臨邑鎮洪馬村是德州市首個整村搬遷上樓的回族村。記者在這里看到，十幾棟六層高的樓房錯落有致，周邊不僅幼兒園、小學、養老院、社區服 務中心、養殖小區等生產生活設施一應俱全，還配套建設了臨邑縣最大的清真寺。“以前我們村家家戶戶是‘東屋廚房，西屋養羊，北屋住人’，現在住上了干凈敞 亮的樓房。我在新社區里開了個小賣部，一個月還能多掙千把塊錢。”洪馬村村民李建設告訴記者。

　　記者近日隨機走訪了山東、安徽、吉林、湖北、陜西、山西等10余省份上百名農民發現，多數農民對于“上樓”持歡迎態度。他們表示，農民祖祖輩輩都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做夢都想著能“跳出農門，邁進城門”。

　　多地基層干部都向記者談起，農民一開始對上樓態度有個大概的“三個‘三分之一’”規律，即三分之一農民積極擁護，包括青壯年農民、有城市生活經歷農民、較 高學歷農民、富裕農民等群體；三分之一農民中立，覺得上樓也行不上樓也行，上不上樓“隨大流”；三分之一農民反對，包括老弱病殘農民、收入較低農民等群 體。并且，只要基層干部再做做相關工作，反對的“三分之一”中不少農民還能夠轉化成擁護或者中立，到最后還一直反對上樓的農民基本少于總人數的5％。

　　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共同發布的“中西部農民向城鎮轉移意愿分布”調查數據顯示，受訪農民中“很想”占11.83％，“比較想”占21.73％，“一般”占17.45％，“不太想”占24.82％，“完全不想”占24.13％。

　　“逆城鎮化”現象開始出現

　　“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好日子”是農民千百年的夢想，但為何有些農民不愿意進城？

　　據中國城鎮化促進會統計，我國每年農民工外出的增長速度從2005年至2010年間的年均4％下降至2014年的1.3％，2015上半年僅有0.1％。 同時，40歲以上的農民工所占比重從2008年的30％提高到了2014年的43.5％。農民工回鄉意愿有所增強，“逆城鎮化”現象開始出現。

　　在記者隨機采訪的不愿進城農民當中，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雖然向往城市生活，但因為到城鎮就業不穩定、擔心失去多項財產權益、子女入學難、生活成本高、遭人歧視、拆遷過程中經濟利益受損等因素，進城、“上樓”時顧慮重重，表面上看是不愿，實則是“不敢”。

　　第二類，喜歡住傳統農房，因為方便養雞養鴨、放置農具、不用爬樓等。山東省夏津縣齊莊村一位村民說，齊莊村約有310多口人，2012年開始搞城鎮化建 設，讓農民上樓居住，雖然不少人已經搬進樓房居住，但并不情愿，包括他在內。他今年60多歲了，腿腳也不靈便，還是住平房方便。另外，大多數農民依然務 農，他住在樓房農機具根本沒地方放，想養些雞鴨鵝都沒法養。

　　第三類，部分農村已經“優于”一般城鎮。山東省臨沂市蒙陰縣野店鎮毛坪村村民劉宗山種了3畝果園，還開辦了一家農家樂，一年收入至少10萬余元。“農村生 活可比城里‘恣（舒服）多了’。”劉宗山說，水、電、暖、氣全通了不說，上學、看病、辦事都能“不出村”，想去哪里逛逛開上車就走，城里優越條件村里一樣 不少，還比城里強不少。“我這樣帶院子的三層樓房、3畝搖錢樹一樣的果園、農村清新的空氣、不受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有幾個城里人能享受到？”

　　城鎮化面臨多重挑戰

　　多名專家學者、干部群眾反映，今后一段時間，我國城鎮化可能面臨速度降低、“二元社會”變“三元社會”、部分中小城市吸引力下降等多個新挑戰。

　　一是城鎮化“降速”，將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國家發改委預計，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城鎮化速度將有所放緩，將從過去的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根據十三五規劃，未來五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需提高3.9個百分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需提高5.1個百分點。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助理陳杰等專家研究發現，2000年至2012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年均增加1.36個百分點，隨后城鎮化率開始“減速”。 2013年僅增加1.16個百分點，2014年更進一步降低到1.04個百分點。按照國際經驗，城鎮化率在50％至70％本應屬于城鎮化加速期，這時候出 現城鎮化進程放慢是不可思議的，也對完成十三五規劃目標增添諸多不確定性。

　　二是大量農民工至今難以完全融入城市，“二元社會”不僅難以實現“城鄉一體化”，未來還有變為“三元社會”的危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趙俊超等專 家認為，2015年，我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77億人，他們和家人雖然已經事實上在城鎮生活，但無法有效融入城鎮社會。特別是在一些農民工大量流入地區， 在原有城鎮居民群體之外，又出現一個數目龐大、相對封閉的農民工群體，和原來的城鎮、農村兩大群體形成“鼎足之勢”，這一現象被稱為“三元社會”。

　　還有專家指出，從絕大部分農民工的各種權利保障與福利待遇來看，他們只是在城市“掙錢”維持生存和溫飽，只是在很淺、很低的層次上住在城市。他們一般生活 在工友和同鄉構成的小圈子中，在同質性圈子中工作、生活和消費，根本談不上在城市深度的經濟融入、政治融入和社會融入。

　　三是部分中小城市吸引力下降，農民進城落戶意愿持續走低。記者在多地調研發現，除省會城市外，不少地市、縣城城區落戶門檻全部放開，但農民進城落戶意愿持 續走低。作為全國新型城鎮化兩個省級試點之一，安徽16個地級市實施農民進城落戶“零門檻”，但一年來蕪湖、阜陽、宿州等地級市城區新增落戶人口均不超過 7000人，其中戶籍人口600萬人的宿州市，一年來城區落戶人口僅2927人。

　　湖北宜城市一次抽樣調查顯示，當地70％農民有遷到城市居住的意愿，但不愿意遷入戶口。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研究所原所長肖金成等多名專家反映，由于部分地 區中小城市吸引力弱化，一些農民不愿意落戶進城，導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之間差距不斷拉大，農民就地就近城鎮化難度將進一步增大。

　　打消農民的后顧之憂

　　多名基層干部群眾認為，需要分類施策解決好城鎮化進程中的各種問題，尤其是要打消進城農民的后顧之憂。

　　對于不愿進城農民，有關部門還是要圍繞農民最關心的重點領域持續發力，打消農民進城的后顧之憂。山西、陜西、河北等地農民反映，就業、教育、醫療、社保、戶籍、住房等各項待遇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就是教育和社保。

　　“工作可以自己找，房子可以自己買，一年病不了幾次并且大病還有新農合，戶口有了更好沒有就先用暫住證，最讓人揪心的就是孩子上學和自己的社會保障，這兩項除了靠國家來解決外，個人是一點辦法也沒有。”陜西省柞水縣營盤鎮朱家灣村村委會副主任石家學說。

　　另外，要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絕對不能搞強迫命令。在城鎮化過程中要切實尊重農民意愿，充分尊重群眾自主定居的權利，讓他們自己選擇，不搞強迫命令“逼”農民進城，不能讓農業轉移人口“被落戶”“被上樓”，切實維護好廣大農民群眾的合法權益。

　　部分基層干部群眾認為，在城鎮化過程中應宜農則農、宜城則城，摒棄視城鎮為先進，視農村為落后的觀點。現在那種不顧群眾意愿，強行推動“農民上樓”、“農 民進城”的做法是不對的。與此同時，在城鎮化規劃過程中，應當充分聽取群眾意見，避免少數領導干部或專家從某種所謂高大上的理念出發，一廂情愿地推動城鎮 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