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參會企業家,非常期待這次峰會能夠在推進全球經濟互聯互通、融合發展等方面取得更多進展。”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正在為即將開幕的二十國工商界活動(B20)會議做著最后的準備,他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說,他將全程出席B20相關活動,非常關注大會創新全球經濟增長方式等議題。
不少與會嘉賓和專家學者均表示,二十國集團(G20)正在從危機應對平臺轉向長效治理機制,在此背景下,以“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主題的2016年杭州峰會上,即將出爐的“中國方案”,尤其是在經貿等領域的多個“首次”非常值得期待。
期待 中國方案將出爐
G20杭州峰會設置了“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包容和聯動式發展”四大議題板塊。
此前,多個部長級會議和協調人會議已經充分預熱和準備,相關成果有望在峰會中最終達成。業內預計,本次峰會將在多個方面達成重要成果,包括:制定創新增長藍圖;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行動計劃;制定結構性改革優先領域、指導原則和指標體系;制定全球貿易增長戰略;深化國際金融架構改革等。這將是中國作為輪值主席國對G20乃至全球貢獻出的“中國方案”。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方案”中將會有多個“首次”。例如,將首次提出綜合運用包括貨幣、財政、結構性改革措施促進增長;全球投資政策指導原則將是首份關于投資政策制訂的多邊綱領性文件;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將首次細致描繪全球貿易增長路徑圖等等。
還有一些會是里程碑式的成果。例如,此前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已經在加強結構性改革“頂層設計”方面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明確了結構性改革的9大優先領域和48項指導原則,并制定了一套衡量結構性改革進展和成效的指標體系。
“G20的成果可以從‘穩定’和‘提速’兩個層面期待。”聯合國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穩定層面,在中國的引導下,G20正在促進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機制建設方面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之前的金融穩定委員會和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發揮作用之外,7月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形成了“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的G20議程,杭州峰會上一個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中國方案”可望誕生。
提速層面,梁國勇指出,2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公報強調“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促進增長、投資等目標。7月的G20貿易部長會議實現了機制化,批準了《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G20全球投資指導原則》,取得了極其重要的成果,杭州峰會的碩果可期。
正如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日前指出的,中方作為G20主席國,著力推動創新G20機制建設,推動G20從危機應對平臺向全球經濟的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從關注短期政策向更多關注結構性改革轉變,并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而這也是G20歷史上第一次體現了“標本兼治”促增長的理念。
背景 全球經濟多重風險待解
本次G20杭州峰會召開之時,正值世界經濟依然處于深度調整和不平衡的矛盾之中,這也是即將出爐的“中國方案”備受關注的原因之一。
對于當前全球的經濟形勢,多位專家表示,世界經濟仍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延續了“低增長、大分化”的格局,離“強勁、可持續、平衡”的增長目標還有一定距離。盡管經歷年初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后市場趨于平緩,但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交織,一些風險有長期化、常態化趨勢。
梁國勇表示,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G20設定并持續強調的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的目標仍未實現。在他看來,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主要困難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其一,主要經濟體經濟增長情況普遍不佳且分化加劇,發達國家中歐洲、日本經濟持續低迷,部分新興經濟體經濟陷入困境;其二,來自國際金融體系的風險因素顯著增強,加之基礎商品價格大幅下跌,發展中國家面臨持續的資本外流壓力,部分國家經濟、金融、國際收支和財政收入等方面均遭受嚴重沖擊,個別國家經濟瀕于崩潰;其三,全球國際貿易增長失速,生產性國際投資復蘇乏力,國際經貿對增長的推動尤顯不足;其四,全球化動能減弱,逆全球化暗潮涌動,保護主義、孤立主義的政策影響不可低估。
樓繼偉指出,低增長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常態,主要發達經濟體勞動力市場疲軟,居民收入增長緩慢,投資乏力,近兩年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也有所放緩,全球總需求不足問題進一步凸顯。此外,英國脫歐加劇金融市場波動,雖已趨于平穩,但金融市場對主要國家經濟數據、政策變動和突發性事件的敏感度上升,對全球金融體系穩健性的挑戰加大。
“美聯儲加息的持續預期,成為世界經濟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之一。”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表示,2016年以來,對美元加息的預期仍在持續,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國際外匯市場以及國際資本市場均受到影響,加大了G20政策協調的復雜性和難度。此外,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也為全球經濟復蘇蒙上了陰影。
G20聯合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也指出,下行壓力,轉型緩慢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將是短期內G20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困難和挑戰。尤其是貿易和投資政策的分化已經難以適應當前全球價值鏈發展過程中貿易投資深度融合的趨勢,因而迫切需要G20各國互相探討、相互協作,提出各項有助于支持創新活動的貿易投資政策。
探路 建立長效治理新機制
“G20成員經濟總量占全球的85%以上,對世界經濟增長有著難以推卸的責任,需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形成政策和行動合力,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共同提振世界經濟。”王文表示,在當前全球經濟面臨不確定性的形勢下,G20所需發揮的作用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時同樣重要。G20國家需要進一步團結起來,建立長效治理機制,以應對目前的全球經濟增長乏力。
G20聯合研究中心2016年的研究報告指出,未來,二十國集團應積極推進政策落實,并在創新增長、金融治理、推動就業、共同反腐、消除極端貧困等方面進一步協商,采取更加創新平衡有效的政策。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部副主任白明也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G20正在從危機應對平臺轉向尋求世界經濟長效治理機制,從“創新”位列此次峰會主題首位也可以看出,世界經濟要尋求可持續的發展,那么結構性改革、創新發展這些就更具有重要意義。
“創新是企業發展的根本動力之一。只有創新才能實現技術進步、產品升級,從而更好地滿足社會需求,在促進企業發展的同時,更好地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孫丕恕也從企業角度談了他對創新主題的理解。
在他看來,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引領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必將對舊的經濟模式進行顛覆和重塑,以云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經濟正在茁壯成長,并通過大數據與傳統產業融合創新,引領人類社會由工業經濟時代進入數據經濟時代。在數據經濟時代,數據將成為未來最有價值的資源,大數據的應用將推動跨產業的融合創新和傳統產業創新升級,催生眾多新型業態,推動創新、創業,從而激發新活力,激活全球經濟發展。
“對科技創新而言,加強基礎研究,增強微觀主體的創新能力,完善國家創新體系的結構、提升其績效是關鍵。”梁國勇說,而制度創新則與國家治理體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密切相關,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在各類政策工具中,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外,創新政策、科技政策、產業政策、中小企業發展政策等的作用在尋求增長新動力方面的作用尤其值得關注。
[責任編輯:張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