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1931年的手稿——《文件處置辦法》（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

　　中央檔案館內，珍藏著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瞿秋白1931年的一份手稿——《文件處置辦法》。起草該文件4年后，年僅36歲的瞿秋白慷慨就義。這份中共最早的關于檔案文件管理的規定，對黨的歷史文獻的管理保存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遠見卓識。

　　這份《文件處置辦法》共7條，規定了檔案分類整理、編目、留存、銷毀的原則與方法，資料的收集、保管等內容。

　　在起草件末尾，瞿秋白特地寫了一條“總注：如可能，當然最理想的是每種二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備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瞿秋白特別在“將來”兩字旁打了著重圈點，表明他在起草文件時對革命前途充滿必勝信心。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江蘇常州，1917年秋考入北京俄文專修館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后，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北京愛國學生運動。1920年秋，瞿秋白以記者身份赴蘇俄實地采訪，兩年時間里，撰寫了數十篇通訊和著作，以自己的親見親聞，客觀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后蘇俄的真實狀況。1921年5月，他在莫斯科經張太雷介紹，加入聯共（布）黨組織，1922年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3年1月回國后，瞿秋白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主編和《向導》編輯，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創刊號首次發表了他譯配的中文版《國際歌》，法文“國際”采用音譯“英德納雄納爾”，一直沿用到今天。同年7月，他和鄧中夏等一起籌辦上海大學，任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這所國共合辦的大學，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從書生到領袖，瞿秋白走過了短暫又輝煌的一生。

　　1927年“八七會議”后，瞿秋白擔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常委，主持黨中央工作。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瞿秋白和周恩來等主持了大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六大結束后，瞿秋白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30年8月回到上海，隨后再次主持黨中央工作。1931年1月，在被王明錯誤打擊、解除中央領導職務后，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參加領導文委和左聯的工作，并翻譯列寧著作，與魯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魯迅曾書贈瞿秋白聯語：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

　　隨著上海地下斗爭日益殘酷，1930年4月《中共中央對秘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同志信》強調：由于環境惡劣，各機關不宜保存文件，凡是“不需要的文件，必須隨時送至文件保管處保存”。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后，文件保管處已經集中了20余箱文件、資料，中國共產黨第一座秘密檔案庫就此建立（黨內習慣稱之為“中央文庫”）。

　　1931年初，周恩來到中央秘書處視察工作并查用文件。在視察中發現該處內儲藏的文件、資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當即指出“文件材料應分條理細，進行分類整理”，并對陪同的中央秘書處負責人說：“在文件整理方面，你們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談談，請他給寫一個文件處理辦法。”

　　瞿秋白欣然同意，很快起草了一個比較系統的《文件處置辦法》。

　　起草過程中，瞿秋白提出，要對所有文件“切記注明年月日，愈詳愈好”。中央及地方及各團體的機關報，需全份保管者，應妥善置于“只有至多兩人知道的地方，同時當然要是不甚費錢的地方”，并“把歷年來的機關報上之論文，編一本分類目錄（并在每篇注明寫作的日期）”。

　　見到起草件后，周恩來批示“試辦下，看可否便當”。

　　這一《文件處置辦法》成為中共第一個檔案文件管理制度，由中央文庫最先執行。《辦法》的實施使得大量珍貴的黨史檔案資料得以保存，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1934年2月，瞿秋白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中央紅軍長征后，他留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爭。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逮捕。敵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種手段利誘勸降，都被他凜然拒絕。6月18日，他坦然走向刑場，沿途唱著《國際歌》《紅軍歌》，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到達刑場后，盤膝坐在草坪上，飲彈灑血，慷慨就義。

　　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題詞，高度贊揚他說：“在革命困難的年月里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愿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像瞿秋白這樣勤于思考、善于總結的人物和事例有不少，他們表現出的高瞻遠矚、對革命勝利的堅定信心，對后來的革命和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值得我們欽佩和敬仰。

　　（新華社北京6月20日電 記者胡錦武、崔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