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玉成老人(右)與另一位受害中國勞工趙宗仁握手。 張尼 攝

　　6月1日,三位在二戰期間被強擄到日本的中國勞工代表與三菱綜合材料公司簽署和解協議,接受三菱材料的謝罪并達成和解。圖為中國受害勞工及遺屬代表發言。 中新網記者 金碩 攝

　　圖為中國受害勞工及遺屬代表出席中日律師聯合記者會。 中新網記者 金碩 攝

　　“我們堅持了20多年,就是為了給勞工,給中國人爭一口氣!”87歲高齡的閆玉成在北京對記者說。

　　6月1日,日本三菱綜合材料公司終于向二戰中國受害勞工正式謝罪,并且作為謝罪的表示,向每位受害勞工或是遺屬支付10萬元人民幣。對于三菱公司的謝罪,作為幸存勞工代表的閆玉成表示,賠償金額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到認罪態度。

　　70多年前的記憶:

　　——在日本沒有吃過一頓飽飯 忍受非人虐待

　　閆玉成原籍為河北省秦皇島市昌黎縣馬坨店鄉大夫莊,1944年7月被擄時,他只有15歲,是當時的抗日救國會會員。

　　回憶起70多年前的遭遇,老人說,在被送往日本前,他先是被送去了塘沽,并被押送到大沽口冷凍公司附近的“華北勞工協會收容所”。

　　“在那里我和其他勞工忍受了非人的虐待。” 閆玉成說,當時,晚上睡覺時,他們的衣服全部要脫光收走,第二天早上發還,所有人大小便都要在房間里解決。

　　“收容所里我們吃的是又厚又大蒸不熟的苞米餅子,又沒有開水,喝了生水就拉肚子,因為拉肚子死了很多人,我看見用馬車橫裝死尸,上面蓋了蘆葦,拉了滿滿一車。”

　　在收容所煎熬了一個多月,閆玉成和其他中國人被押送上了日本貨輪“青島丸”,隨后到達日本九州福岡縣飯塚市嘉穗郡穗波村“三菱飯冢炭坑”的“日華寮”。在那里,閆玉成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苦難勞工生涯,直到1945年12月被送回中國。

　　“我們主要是在礦井里挖煤,每天的工作時間都超過10個小時,日本人一天只給我們吃兩頓飯,而且伙食很差,從沒吃飽過。”

　　“我們這批人,來的時候有189人,回國的只有166人,23個同胞在這一年多時間里死掉了。” 閆玉成告訴中新網(微信公眾號:cns2012)記者。

　　閆玉成的經歷也是眾多被擄往日本勞工的縮影。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約四萬名中國人被強擄至日本國內,三菱材料公司前身的三菱礦業株式會社及其下包公司接受了其中的3765名。這些中國人在極其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在饑寒交迫中每天被迫從事奴隸勞動。非人的生活、加害者的暴力,傷病得不到任何醫治,使得其中的722人死在了日本。

　　如何看待謝罪?

　　——堅持20多年就是為了給勞工爭口氣

　　閆玉成告訴中新網記者,自己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為對日索賠的事情奔走,為的就是給自己和其他勞工討一個說法。

　　在經歷了20多年的等待后,如今,日本三菱公司終于向二戰中國受害勞工謝罪。得知消息后,閆玉成特地從居住地安徽淮南市乘高鐵趕到了北京,車程就有4個小時。對于一位87歲的老人來說,這一趟來的不容易,但在閆玉成看來,和自己20多年的堅持來比,這不算什么。

　　“我不看重賠償金額的多少。”閆玉成說,自己在乎的是日本企業承認事實,承認有罪,并賠禮道歉。

　　“我不是代表我一個人,而是代表全體勞工、全體受害中國人。我們堅持了20多年,就是為了給勞工,給中國人爭一口氣!” 閆玉成說。

　　對于補償金,不少受害人的遺屬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來自秦皇島昌黎縣的戴秉信告訴記者,自己的父親當年也是被擄勞工,老人如今已經過世,他只能代替父親接受三菱公司的謝罪。

　　“我們不在乎錢多少,主要考慮的是對方的態度。70年的委屈,如今終于看到了一點光芒。我希望今后中日能友好合作,我們不仇恨歷史,但是也不能忘記歷史!”戴秉信說。

　　等不起的謝罪

　　——多數勞工已離世 沒能看到道歉

　　雖然,部分中國受害勞工等到了來自三菱公司的道歉,但是對于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這一天來得還是晚了。

　　“我的父親沒能等到三菱公司謝罪,已經在十幾年前去世。”來自河北唐山的馬文義告訴中新網記者。

　　馬文義的父親馬少槐是當年被擄往日本的勞工之一,據他介紹,上世紀90年代,馬少槐還在世時,就已經開始了追討賠償。

　　“老人臨去世都沒有等到這一刻,成為了終生遺憾。”談到父親的遭遇,馬文義一度哽咽。

　　像馬少槐一樣的受害勞工不在少數。據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童增回憶,上世紀90年代時,對三菱索賠案的勞工還有大約200人左右在世,20多年過去了,他們中的大部分沒能等到最后的“道歉”便離開了人世。

　　記者了解到,目前,對三菱公司的索賠案中尚健在的勞工只剩下了10余人。

　　對于很多尚未等到加害企業謝罪的老人來說,留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而對于還健在的老人來說,他們的心愿也尚沒有完全了結。

　　閆玉成告訴記者,他知道,目前很多其他中國勞工以及慰安婦的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這也是他這么多年來一直掛念的事情。老人說,“今后如果有需要,我還會參與到其他勞工的索賠工作中,如果有精力有能力,我愿意為勞工問題做到底,服務到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