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華早報7月3日刊發春秋研究院李世默的文章《中國崛起與“元敘事”的終結》。摘編如下:
據“自由之家”的統計,全世界采用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1970年的45個已增至2010年的115個。近20多年來,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薦選舉民主這一救世良方。他們聲稱,實行多黨選舉是拯救發展中國家于水火的唯一良藥,只要吃下它,就一定會實現繁榮,否則,永無翻身之日。
但這一次,中國敬謝不敏。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僅僅30多年間,中國就從世界上最貧困的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6.5億人脫貧。實際上,這期間全世界80%的減貧任務是由中國完成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成績,全世界的減貧成就不值一提。而取得這些成績的中國,沒有實行他們所謂的選舉,也沒有實行多黨制。
中國的確是個一黨制的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不實行西方意義上的選舉。按照當代主流的政治理論,人們據此可以生成三個判斷,即這個體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閉的、不具合法性的。但這些論斷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一黨制具有與時俱進的能力、選賢任能的體制、深植于民心的政權合法性,這些是確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數政治學家斷言,一黨制天生缺乏自我糾錯能力,因此很難持久。但歷史實踐卻證明這一斷言過于自信。中共已經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連續執政64年,其政策調整的幅度超過近代任何國家。事實證明,中共具有超凡的與時俱進和自我糾錯能力。
最近很多人聲稱,相比于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后,因此當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這一論斷實際上是隱藏著政治偏見的話語陷阱,這個話語陷阱預設了哪些變革才算所謂的政治改革,只有實行這些特定的變革才行。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未停滯。與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國從基層到高層,從社會各領域到國家治理方式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沒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這一切變化都是不可能的。
中共如何在一黨制的基礎上保證選賢任能呢?關鍵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即組織部。對此西方鮮有人知。這套機制選賢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業公司都會自嘆弗如。就職業生涯來看,一位干部要晉升到高層,期間一般要經過二三十年的工作歷練。這過程中有任人唯親的問題嗎,當然有。但從根本上,干部是否德才兼備才是提拔的決定性因素。
西方人總認為多黨競選和普選是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曾有人問我:“中共不經選舉執政,其合法性從何而來?”我的回答是:“舍我其誰的執政能力。”
我們都知道歷史,1949年中共執政時,中國的國土四分五裂,滿目瘡痍。但今天,中國已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在全球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人民生活迅速改善。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國的民意調查報告,其中一些數據反映了中國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數據在近幾十年來十分穩定。高達85%的中國民眾,對國家未來方向表示滿意;70%的民眾認為在過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眾對未來五年頗感樂觀。《金融時報》剛剛公布的全球青年人民調結果顯示:93%的中國90后年輕人對國家的未來感到樂觀。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選舉民主制國家都處于慘淡經營的境況。關于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困境,無需再詳述。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落幕。共產主義和選舉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價值的“元敘事”。在20世紀,我們見證了前者因極端教條而失敗;到21世紀,后者正重蹈同樣的覆轍。“元敘事”就像癌癥一樣,正在從內部吞噬民主。民主政治對西方的崛起和現代世界的誕生當然居功至偉。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種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這是西方當前各種病癥的病灶所在。
中國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選舉民主,因為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裝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熱衷于對外輸出。進一步說,中國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于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可以替代選舉民主的新模式,而在于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有可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個更精彩的時代正緩緩拉開帷幕,我們有沒有勇氣擁抱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