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位于大同縣北部山區的巨樂鄉東閣老山村,這里75%的人口收入在貧困線以下。
與放鞭炮慶祝成為“貧困縣”的地方相比,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顯得內斂,他只是在辦公室傳閱文件。
“身份特殊”的大同縣已“覬覦”貧困政策十幾年。
與“跑”下貧困縣對應,在以小康為政績的年代,大同縣申請到“小康縣”稱號。此后的十多年中,與其他縣比,大同縣發現,戴著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頂貧困縣的帽子,不僅意味著大量資金、項目,還有來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縣看著“鄰居”藏富,自己開始了“逐貧”,并終于成功入列。
“跑下來了。”2013年1月21日,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將一份山西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的文件,遞給辦公室的每個人看。
在成為“小康縣”16年后,山西大同縣終于開始享受“貧困”待遇。
這紙文件明確,大同縣享受“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同樣待遇。
在王漢斌看來,得到這一紙文件,像跑贏了一場競賽。
其實大同縣在2011年底已經贏了競賽。2011年底,國家確定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區,涵蓋貧困縣679個。大同縣被列入其中的“燕山——太行山”連片特困區,進入了國家扶貧對象的行列。
此后,2012年3月19日,大同縣新組建了一個部門——扶貧開發辦公室。原為大同縣開發辦主任的王漢斌,成為了縣里的首個扶貧辦主任。
王漢斌認為,劃入連片特困區,是大同縣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
貧困縣能帶來的扶持,大同縣已艷羨了十幾年。如今,終于“后退”到了和鄰縣相同的起跑線上。
“小康”帶來求助難
“小康縣哪會缺這么點錢?”大同縣退休干部梁斌龍說,小康的帽子總是會把獲得幫助的門關上
“你見過這么窮的小康縣嗎?”1月13日,一名高姓出租車司機反問。
大同縣城面貌“簡陋”,由一條南北大街和一條東西大街構成主框架。大街兩邊是三四層的樓房,后面是成片平房。
大同縣距離大同市20公里,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申請到“小康”頭銜,是大同市東部六縣中唯一的小康縣。其他五個,陽高、田鎮、廣靈、渾源、靈丘都是貧困縣。
大同縣認為自己是“窮人戴著地主的帽子”。大同縣扶貧辦主任王漢斌介紹,大同縣18萬人口中,有近6萬是貧困人口。北部農業人口貧困發生率在75%以上,南部65%以上。即便縣城所在地的西坪鎮,農業人口貧困發生率也在四成以上。
大同縣委黨校前校長梁斌龍介紹,大同每次尋求幫助,“小康”的帽子都會把門關上。他舉例,2000年左右,因房屋破損嚴重,他去省委黨校申請修繕資金,得到的回答卻是“小康縣哪會缺這么點錢?”
“當時我跟省黨校領導吵起來了。”梁斌龍說,他把領導拉到縣里看了看破房子,才申請下來。“其實我也理解他們,給貧困縣是名正言順,而給小康縣,怕有人說閑話。”
王漢斌說,他任大同縣開發辦主任時,申請項目、申請資金處處碰壁。“只要是小康縣,就沒有政策扶持。小康縣甚至沒有扶貧辦,連和省市扶貧辦對接的單位都沒有。”
大同縣巨樂鄉東閣老山村黨支部書記贠天貴也受過“小康”的傷。
他說,1999年前后,省計生協會有政策,做節育的家庭給扶貧資金以示獎勵。贠天貴統計了村里名單,往縣、市、省一頓跑,對方同意給12萬元。他謀劃著要用這筆錢發展養殖業,帶動村民致富。一切就緒,到省扶貧辦辦手續提錢時,工作人員一核查,說小康縣不能享受扶貧政策。
贠天貴于是甩手回了村里。十多年過去了,贠天貴的養殖村的夢想還沒實現。
贠天貴說他總在想,如果當時事情辦成了,東閣老山村應該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大同縣“自力更生”的同時,對于靈丘等貧困縣享受著不同待遇,都“看在眼里”。
得“貧困”者多助
與大同縣相比,“貧農”靈丘一直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幫助,給錢,給物,給項目
對比大同縣,靈丘縣城顯得要“發達”。商業街上,有了各種國際品牌的體育用品專賣店。當地有人把靈丘縣城稱作“小香港”。
大同縣戴著“地主的帽子”,靈丘則一直是“貧農”。1985年,靈丘被山西省政府列為重點扶持的多災貧困縣。1991年1月,靈丘被國務院確定為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2001年,靈丘被國務院核定為新時期扶貧開發重點縣。
靈丘等貧困縣會得到“輸血式”扶助。貧困縣享受專項扶貧資金、各部門的資金傾斜和定點幫扶、財政轉移支付、政策優惠等等。
還會得到中央對口扶貧。靈丘縣的幫扶單位是團中央。公開報道顯示,1998年8月20日到2003年底,五年中,團中央為靈丘各項建設直接投入資金500多萬元,捐贈汽車、電腦、藥品等各類物品價值530萬元。組織實施各類項目140多個。
山西各省級機關則負責幫助靈丘縣下轄的貧困鄉鎮。1996年3月15日,山西省委為靈丘派駐扶貧工作隊,省體改委、建材局、貿易廳、地稅局、團省委、機電廳、科協7個廳局每個廳局幫扶1個貧困鄉。至2000年的五年期間,山西省委7廳局扶貧工作隊總投資1355.10萬元。
大同市委從1996年開始派出工作隊,市發展計劃局、財政局、民政局等約20個單位在靈丘縣定點包村扶貧。
這個時期的大同縣,剛剛戴上小康的帽子。不但與扶貧政策無緣,小康縣的各項配套支出還帶來沉重負擔。
貧與富的歷史伏筆
當年別的縣沒要小康“榮譽稱號”,但大同縣要了。由此,不同的政策“命運”開始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縣”帽子,大同縣很多人覺得是當時的領導為了政績“瞎胡鬧”。
退休干部梁斌龍回憶,大同縣約在1996年成為小康縣。大約1995年的時候,時任縣委書記申報的,批下來的時候已是新的縣委書記繼任。
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國刮起的小康風,小康縣是典型,成為小康是一種榮譽和面子。
王漢斌回憶,當時大同縣的日子確實比鄰縣好過一些。大同縣是純農業縣,人均耕地較多,從農業收入看,要高于鄰縣。大同縣另外的收入來源是煤炭。因靠大同市東側,大同縣成為煤炭輸出交易重地,境內有兩個煤檢站。大同縣人搞運輸和倒賣煤炭,收入頗豐。
按《山西統計年鑒》,1996年,大同縣國內生產總值4.6億元,處于當時東部縣的中游。大同縣人口少,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861元,在大同市轄的7個縣中排名第二,僅次于煤炭大縣左云。
梁斌龍回憶,按統計數字,在一些主要指標上,當時大同縣確實達到了小康標準。例如當時小康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標準規定的是2500元。不過他也認為,當時小康縣的16個標準中,有一些大同縣是不符合的,但當時的統計數據都迎合了小康。
1996年,大同縣地方財政收入3738萬元,支出6590萬元。收不抵支。
梁斌龍回憶,當時各地小康縣也有名額指標,陽高縣也是小康縣的候選。雖然按統計數字,陽高縣當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190元,處于小康標準之下。梁斌龍說,當時陽高縣繼任的書記堅決沒有要小康縣的稱號,而大同縣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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