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養老院內一名老人去世，院方特意安排靈車從小門進出。
養老院的走廊內，一名老人拉著護工的手。
3月22日，大興一家民辦養老院內，護工正在給不能自理的老人喂飯。
居家養老有困難，社區養老指望不上，老人只能去養老院。
“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下，把老人送到養老院，對于很多家庭是“最后的”選擇，甚至會被認為是“不孝”。
但多名專家認為，隨著社會老齡化、高齡化、空巢化和病殘化的迅速發展，將使得越來越多的老人住進養老院。從減少孤獨、增加安全、提高生活質量等方面看，老人特別是失能老人，住養老院可能是最合適的地方，“但問題是大多數養老院的服務品質不高。”
記者暗訪北京多家公辦、民辦養老院，體驗老人真實的生活和需要。文章隱去了養老院的名字，是想力圖反映整個行業的問題，而非針對某家養老機構。
“養老院里，有的癡呆、神志不清，有的脾氣暴躁、大喊大叫，有的罵罵咧咧、出口傷人。幾個人住一間房，趕上一個這樣的夜里很難入睡。床上連拉帶尿的屢見不鮮，遇上吃飯也照拉不誤。你吃你的，他拉他的。這樣的環境里，一定要具備相當強的承受力、忍耐力。”
剛進養老院時，任飛（化名）用變形的手，顫抖地捏著筆頭，在日記本上寫下上面的文字。
“混住”的養老院里常見“死亡”
三環內的一家公辦養老院里，68歲的任飛屬于年輕一代。
曾是銀行職員的他，45歲時的一場意外導致截癱，“提前進入了養老院。”
最初的幾個月，他感到強烈的不習慣。
一道上鎖的鐵門內，100多位老人和二十幾個工作人員，組成一個封閉的小社會。
由于床位緊張，每個房間都盡可能地增加床位，能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混住是常態。任飛所住的套間內，里屋4個老人，外屋3個老人，負責照顧他們的護工只能睡在沙發上。
兩年下來，他習慣了同屋老人不分時間和場合大小便，習慣了深夜里老人們因病痛發出的喊叫聲，習慣了常年咳嗽的老人咳了半天又把痰咽回肚子的聲音。
大興一家民辦養老院里，看著同屋鄰床上插滿導管的老太太，80歲的陳桂英心里有種說不出的恐懼，特別是深夜走廊里回蕩著各種痛苦呻吟聲的時候。
記者調查北京百余家養老院，普遍存在自理和不能自理老人混住情況。
多家養老院負責人稱，分區居住護理對一般養老院的財力和人力都成問題，“根本達不到一福（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的水平”。這家自理的老人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分開居住的養老院，現排號7000人，普通老人要等10年才能入住。
在混住的條件下，養老院的老人還需要習慣另外一件事：面對死亡。
任飛已不敏感這個詞，說起時他面無表情，瞅了瞅自己睡的床，床上已死過兩個老人。他的視線移到里屋，幾個月前，里屋有個老爺子突然犯病，急救車和家屬趕到時，“人已經斷了氣”。
住養老院兩年里，二十幾個老人相繼去世，任飛已經對擔架進進出出的場面熟視無睹，“早就習慣了”。
3月22日，大興一家民辦養老院內，一位老人去世后，院方特意安排拉遺體的靈車從后面的小門進出，“盡量不讓其他老人看到”。
院方負責人說，養老院里都是老弱病殘，每年去世十幾個人，“很平常”。
在養老院，對于逝者的紀念，是一種簡單的方式。
健在老人們至少會有一次這樣的對話：
哪個房間的誰沒了。
哦，怪不得老不見他。
養老院里沒醫生老人天天怕
相比任飛的淡定，81歲的陳桂英很害怕。
患有嚴重糖尿病和心臟病的她，住了3年養老院，暈倒過3次，兩次被送去急救。
她所住養老院的醫療室沒有醫生，只有兩名“90后”的護士，除了注射和簡單的護理常識，對于老人各種常見病，并沒有太多了解。
陳桂英每天都在擔心，怕自己哪天暈過去再也醒不過來，怕下一個抬出養老院的人是自己。她說，如果老人突然發病或病情嚴重，“急救車還沒拐進胡同，人可能就不行了”。
這家養老院的副院長坦言，對于民辦養老院而言，能設醫療室已很不容易，“根本招不到醫生。”這種情況下，養老院能做的只是仔細觀察老人，“一有問題趕緊聯系家屬”。
住在公辦養老院，75歲的牛正立時刻隨身掛著尿袋。患有嚴重腎病的他也盼著養老院能有醫生，“我就能少受點罪”。每天晚上，護工會把接尿器草草地綁在他身上，“很不舒服”。有時候感冒了，養老院的護士只告訴他不要出門，“多蓋一床被子就行了”。
北京400余家養老院中，記者調查發現，由于醫療條件達不到，不少養老院拒收不能自理的老人。而一些接納不能自理老人的養老院也往往和親屬簽協議聲明，如果老人病危，親屬必須接走。
據2011年北京市政協調研數據，北京七成養老機構無醫療服務，而全市患有各種疾病的老人超過96%。
朝陽一家民辦養老院的老人比較幸運，因為有郭俊這個“好人”。
郭俊退休前是一家醫院的主任醫師、心血管病專家。退休后，她開著奧迪來送母親到這家養老院。眼前的醫療條件讓她很吃驚，200名老人的養老院里，只有一個學中醫的小姑娘，且對急救知識一無所知。
之后，醫院的郭主任變成養老院的郭大夫。沒有醫務室，籌建醫務室，沒有醫保（老人用醫保在養老院吃藥看病），聯系醫保。
兩年中，至少10位老人被從死亡線拉回。在家屬和120趕到前，郭大夫一次次延續著老人們對生的留戀。
郭俊希望更多醫生能走進養老院，但剛畢業的醫科院校的學生都不愿來，“更別說有經驗的醫生”。郭俊還想過發動退休的醫生，自己曾經的一名同事看過養老院的情況，離開后給她打電話，“你怎么能待得下去啊？我寧可去幼兒園看孩子，最起碼看到的是希望。”
護工喂老人飯“兩秒一勺”
85歲的張淑娥，住在昌平一家民辦養老院內，她不喜歡自己的護工。
護工姓薛，一個45歲的婦女，帶著濃重的甘肅口音，負責照料7個老人。
每天早上六點，薛護工先是給不能自理的老人洗臉，活動身子。然后，拎起一個裝滿飯盒的大箱子，去食堂打7個老人的早餐。
3月16日，早餐是花卷和米粥，張淑娥能自己吃飯，而臨床的老太太吞咽困難。
薛護工把花卷和米粥一起倒入榨汁機里打碎，然后用不帶針頭的大號針管慢慢地推到老太太嘴里。情況不好的時候，需要在老太太的鼻子里插根管子，直接注射進去。
還有5個不能自理的老人，雖然不用吃流食，但需要薛護工一勺一勺喂飯。
從打飯、發飯到喂流食、喂飯，再到刷好碗筷，薛護工只用30分鐘，因為老人們開飯與護工們開飯，相差半小時。
每天三餐，均是如此。
那些被喂飯的老人，大都嘴不能說，手不能動，吃飯的速度全由護工掌控。
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張淑娥等能自理的老人為他們抱不平，“護工兩秒鐘一大勺，不帶間斷地喂，老人能受得了嗎？”
記者臥底這家養老院調查，護工與老人比例為1：7，護工幾乎沒有專門培訓，甚至有的人連字都不認識。
為準備全市養老服務機構星級評定，這家養老院最近也給護工發了培訓材料，幾名護工不識字只能讓別人完成作業。記者在老人房間暗訪時，一名護工拿著藥瓶問記者，“我不認識字，幫忙看看是不是降血壓的藥，每次吃多少？”還有一名護工讓老人站著擠開塞露。
護工難招下的入職標準和培訓
雖然不喜歡，但張淑娥不敢得罪護工，“都是同鄉出來打工，得罪一個就得罪一群”。
不過，在任飛的日記中，他替護工抱不平，“有些老人有時會無理取鬧、刁難護工，不在乎別人的尊嚴。”
護工也在抱怨，賺的錢少，干的活累，“給人端屎端尿，說出去難聽”。
薛護工每月2200元工資，管吃管住。她說，這些錢寄回家里，是孩子們的學費，是新房子的磚，是父母治病的藥，“活兒是臟點兒累點兒，但我得堅持。”
不是所有人都能堅持下來，一個星期內，薛的兩位同鄉辭職回家了。“說干不下去。”薛說，一個干了一個月，另一個干了三個月。
走了兩個，這個養老院人手更加緊張，招護工根本不用考察素質和技能，只要愿來就能留下。“一開始不敢讓他們干太重的活，怕嚇跑他們。”養老院的負責人說。
記者調查北京百余家養老院，護工和老人（包括自理和不能自理）比例普遍在1：7以上，甚至還有一比十幾的。
“養老院招護工是難上加難，其他行業挑剩的都不愿來。”多家養老院的負責人認為，除了工資低、干活累外，這個行業“沒出息、沒出路”也是難招護工的原因，“一般多是從窮苦的地方來京的外地人干這活。”
《濟南市養老服務機構管理規定》，養老服務機構要實行分級照顧護理，護理人員與入住人員（能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特殊護理）的比例分別是：1∶7、1∶5、1∶3、1∶1。昨日，北京市民政局相關人員表示，北京暫無明確的規定，民政部也無統一規定。“沒強制規定，誰（養老院）也不會自找麻煩。”一家養老院負責人說。
事實上，國家出臺的《養老護理員國家職業標準》對護工的要求、培訓、考評、職級等都有明確規定。但北京多家養老院負責人坦言，“人都招不上來，還談什么標準和培訓”。
養老院里的孤獨“會傳染加劇”
任飛的日記本上，有一頁用彩色筆寫了一個大大的“忍”字。
他說，在養老院里最難忍耐的是孤獨，它會傳染，讓人絕望。日記中寫道：孤獨會讓我想起故去的父母、親人，甚至還會產生一種莫名奇妙的想法――去陪伴他們。
他不愿出屋門，不知道跟院里的老人說什么，“都兩年了，能說的都說完了”。
張淑娥也不愿去院子逛，雖然在養老院，她算是腿腳利落的人。她說懶得碰到“老鄰居”（曾住一個房間），那個老太太患有老年癡呆癥，一口咬定張淑娥偷了她很多東西。
她很渴望跟別人說自己以前的事，母親早逝，跟著后媽受苦，困難年代拉扯起5個孩子……
但她不喜歡成群結隊來養老院的志愿者，來時對老人很熱情，臨走時會說“下次再來看您”，很少有人會第二次來。
“不是說志愿者不好。”養老院的負責人說，老人跟孩子一樣，對什么都當真，對什么都上心，“現在養老院對志愿者也很謹慎，弄不好還花大力氣安撫老人。”
自己的兒女來探望，是所有老人都開心的。
記者探訪多家養老院，走廊里響起腳步聲時，總會有幾個老人同時撩開門簾，探出頭來。
哪位老人有家人來看，總能引起一番羨慕。此時把孩子帶來的水果分給同屋的老人，更像是一種炫耀。
女兒已經兩個月沒來了，81歲的陳桂英坐不住了。
很少出門的她顫巍巍地穿過院子來到養老院辦公室，徑直走向通往街上的小門，但已沒了擰開把手的力氣。
工作人員急忙上前攙扶，陳桂英問“我女兒什么時候來？”被攙回屋子的路上，陳桂英不住地回頭。20分鐘后，她再次顫巍巍地來到辦公室，向工作人員哀求“要不你們給我女兒打個電話，讓她來看看我吧。”
更多時候，屋里開著電視，陳桂英背對著電視望著窗外。窗外院子里，靠近墻根兒的地方散落著幾排靠椅，100多人的養老院，幾乎總是那十幾個老人坐在那里。
太陽在東邊就坐在東墻，轉到西邊就跟坐到西墻。如此往復，一天一天，老人之間很少說話。
共同的話題在下午三點鐘左右出現，送報紙的投遞員隔著鐵門扔來當天的報紙，院子里的老人會爭著詢問撿報紙的門衛：
明天天氣好嗎？
■ 求解
對于養老院大多存在的混住情況、護工短缺、醫療缺位和心理孤獨等現狀，記者采訪了北京市民政相關人士和研究養老的專家。
【混住問題】
“政府應按健康狀態補貼”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副院長姚遠認為，國際上普遍做法是，老人住養老院按照能自理、不能自理分得非常詳細，很少有混居的情況。造成養老機構混居的原因在于，養老機構特別是民辦養老機構，在土地、資金、人員、建設等多方壓力下，首先要考慮的是生存，即收取老人費用。其次就是政策的落實問題，我國已有入住養老機構老人的評定標準，但這一標準并未嚴格執行。
他認為，政府首先需要調整對養老機構的資助方式，比如改現在按床位補貼的方式為按照老人的健康狀況實行補貼，增加失能老人床位的補貼力度。
此前，北京市民政部門相關人士表示，今年將加大養老院地方標準的制定、修訂力度。
【護工問題】
北京今年培訓1000人次
對于養老院護工短缺，長期關注養老問題的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認為，目前我國機構養老的專業化人才相當缺乏，沒有形成職業化發展模式。養老機構中直接照顧老人的一線護理人員存在著數量不足、結構不合理（女多男少）、專業教育背景和訓練不足等現狀，直接影響對老年人的照顧，也制約著養老機構的發展。政府部門需要有相關的行業職業規劃，一些專業學校應在此方面加強人才培養。
北京市民政部門相關人士表示，去年，實施養老機構院長全員培訓，培訓養老護理員1100人次，超過往年護理量一倍以上，今年完成1000人次的養老護理員培訓任務。按照北京市“十二五”時期老齡事業發展規劃，到2015年萬名老年人擁有護理員數（人），從2010年的15個增長到50個。
【醫療問題】
養老院應與醫療機構合作
針對養老院缺乏醫療室和醫生，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認為，養老機構多是民政系統和社會資本興辦的，多以“養老”為主，缺乏疾病防治功能，這已影響到一些養老機構的運行。今后入住養老機構的老年人由于高齡化和殘疾化，特別需要醫養護理，淺表的養老需求是“物質養老”，深層的養老需求則是“醫護養老”。為此養老院要與有資質的醫院和醫生聯合使自己具備醫養的功能。
北京市衛生局曾建議，對于規模較大的養老機構，應按照設置標準設置醫務室。對于護養型養老機構，可與醫療機構中的“護理院”實現資源與功能共享。
此外，市衛生局還建議整合醫院、養老護理員的培訓和資格認證，統籌管理護理院和養老院中的護理員。
【孤獨問題】
家人關懷對老人最重要
面對養老院孤獨的老人，北京市民政部門相關人士表示，“十二五”期間，北京萬名老年人擁有心理輔導員數（人）將從15人增加20人。
穆光宗認為，養老機構要追求“品質養老”，小到提供可口的飲食，中到提供個性化的醫養服務，大到提供多樣化的精神關懷。最后在精神歸屬上，要實現“機構養老人文化”。“文化養老”關注老年人的物質、心靈、情感和精神需求，國外稱之為身-心-靈的需求，可以更好地實現老有所樂、老有善終。同時，家庭對于老人的精神贍養功能是養老機構所不能替代的。配偶、兒女、孫輩和親戚朋友的探望和噓寒問暖對于入住養老機構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有著關鍵性的作用。
“兒女多來看看，哪怕多打打電話，對于老人都比靈丹妙藥管用。”北京多家養老院的負責人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