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已有20年歷史的中央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更名為中央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從“治安”到“管理”，一詞之換，意味著中共執政理念的轉變。
隨著中共十八大的臨近，中國社會的改革呼聲也再次高漲。近日，紀念鄧小平南巡20周年的文章頻繁見諸大陸報端，有媒體評論稱，中國已初步完成了工業化的積累，處于社會治理架構升級的關鍵時刻。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召開在即，“社會管理”話題的關注度已攀上人民網關于2012兩會調查的第三位。可以預見，這將是3月中國“兩會”熱議的焦點之一。
對于“社會管理”問題的關注，在大陸是全方位的，從執政者到普通民眾，都對當前中國社會管理的問題感同身受。中國經濟在30多年的快速增長的同時，社會矛盾也逐漸堆積，在物質財富迅速膨脹的同時，焦慮情緒在社會上蔓延。
應該說，中國高層始終對此保持著高度的警惕。早在2004年6月，十六屆四中全會就提出要“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而“完善社會管理”這一概念，則出自2007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大報告。
社會管理由此列入中國政治的最高議程，在2011年2月，中共中央黨校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研討班上，“社會管理及其創新”被列為討論主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開班儀式上強調，要“扎扎實實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
2011年中國“兩會”，“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更首次在溫家寶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占據重要篇幅。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問題。
對“創新”的理解，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后，新的思想解放。社會管理問題在政策層面的闡釋，還需要在操作層面得以創造性的實現。
“不要以為社會管理就是維穩，防止社會不穩定最好的方法是消除不穩定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景天魁向中新社記者指出，“社會管理創新要治本，要從社會基礎建設開始，應花大力氣建設完整的社會保障和福利機制。”
這位專家指出，在民眾維權、政府維穩的沖突中，要切記“宜疏不宜堵”。直面矛盾、理性解決沖突，是去年一些地方解決社會管理問題的成功經驗。
從“治安”到“管理”的轉變，核心在于社會管理是需要全社會參與，社會問題不是單純的自上而下的“治”，還應該有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管”。
在知名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看來，社會改革這個門檻必須跨過去。如果跨不過去，社會就沒有出路。如果跨過去了，中國社會就會有無限的希望，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發展就會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人們期待，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兩會”代表、委員能就此議題獻計獻策，以更加務實的精神、創新且可行的構想，共同推進中國邁入全新的社會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