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生“變形記”

　　從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一直到小區居委會計生辦，這個擁有幾十萬工作人員的龐大系統，正在面臨著主動或被動的改變

　　本刊記者/馬軍 文/孫郁婷

　　鄒國麗有一雙“神眼”。懷孕不久的婦女，身形還不明顯，別人看不出來，她能。走在大街上，她對人群中的孕婦很敏感，只要看一眼，就能肯定地說：“這個有了。”女兒笑話她落下了“職業病”。

　　51歲的鄒國麗從2002年到現在，一直擔任北京市海淀區乙28號小區居委會的計生委員。在中國龐大的計生系統中，這是一個最基層的崗位，是中國人口工作的具體細微之處。

　　根據官方發布的統計公報，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計生系統工作人員達50余萬人，其中包括像鄒國麗這樣的街道自聘人員。近幾年來，他們的工作內容隨著大形勢的發展，也在一點點地發生著轉變。

　　計生的硬軟之變

　　在北京，擁有城市戶口的人現在如果要生第二胎，需要繳納12萬到20萬元不等的“社會撫養費”。這一數字來源于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一定的倍數，對常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小數目。因此，街道辦和居委會的計生人員難免被各色人等找上門來。

　　鄒國麗不止一次被人當面責罵過：“你講不講人權啊？我生完孩子為什么不給入戶？”也曾有個“二胎媽媽”端起辦公桌上的一杯熱水向她潑去；到居民家里做入戶登記，碰釘子更是常事，特別是一些高檔小區，業主不是富商就是高職人群，當鄒國麗挨家挨戶登記時，保姆一看是居委會來人，根本不給開門。

　　這都是比較輕的沖突。北京東城區和平里小區居委會的計生委員楊先英，同樣也有不少類似遭遇。不過有著10年計生工作經驗的她認為，現在的工作還是要比以前好開展了。

　　楊先英所謂的“以前”指的是2000年之前。她覺得現在對計劃生育率的考核標準比2000年以前降低了，“2000年之前是絕對執行獨生子女政策，一個都不能多生。現在政策就寬松多了”。

　　楊先英的前任是史明珍，今年82歲的她于2000年退休，史明珍1979年開始從事計生工作，屬于中國最早一批計生人員。她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自己從事計生工作21年，工作內容全都圍繞一個目標進行，那就是嚴格控制超生。

　　在80年代，“一胎政策”實施不久，想生二胎的人比現在多，不少人對計劃生育都抱有抵觸心理。強制計劃生育導致的結扎、人工流產和引產事件，在全國不少地方都出現過。據史明珍介紹，北京當時在這方面的情況比外地好得多，因為“管得太嚴了”。

　　所謂“管”，是指超生肯定會被單位開除。在“單位人”時代，超生就等于斷了自己的活路。一般生完第一胎，單位就會要求去上節育環，計生干部監督著，誰也無法避免。而且，從單位到街道，層層管理，所有從15歲到49歲的女性都處于“監控”之中。誰懷沒懷孩子，大家都看在眼里，想遮人耳目是不可能的。

　　“當時一旦發現懷孕，哪怕是七個月的大肚子也得去做了。”史明珍說，街道居委會要是知道有人想超生，會三番五次上門入戶，找本人談話做思想工作。“不管自愿不自愿，總之最后的結果就是必須做掉孩子。”史明珍回憶，在那個時候，國家對計生政策的宣傳聲勢特別強大，在許多人看來，違反計劃生育就像“犯了罪”似的。

　　工作21年，史明珍負責的小區在嚴格的“監控”下，沒有發生過一起超生事件，計劃生育率達到100%。但她的繼任者楊先英面臨的情況改變了。在這10年里，楊先英已經遇到了五六起超生案例。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海淀區花園路街道各小區。花園路街道計生辦副主任梁偉介紹，以往對超生人群往往會強制性“執行政策”，而現在對方只要懷孕五個月以上，基本上就會停止對其“做工作”，只等出生之后收錢。這筆錢，就是社會撫養費。

　　國慶節前，和平里街道計生辦主任王琳接待了一對海歸夫婦。夫婦倆分別畢業于清華、北大，在美國工作了十多年，期間生了兩個孩子。夫婦倆不想讓孩子入美國籍，想到和平里落戶。兩個孩子屬于超生，上戶口必須先交一筆不菲的社會撫養費。最終，夫婦倆還是把錢交了，很快上了戶口。

　　在王琳眼里，這是以前無法想象的事情，以前超生叫罰款，現在叫征收社會撫養費，聽起來似乎只變了個稱謂，但性質改變了。

　　“顯然，現在比以前更人性化了。”王琳說，以前罰款后雖然也能落戶，但國家沒有明文規定，基本屬于暗箱操作。要想落一個戶口必須從上到下進行疏通，非常難辦。而且誰家要是有一個超生的，對周圍人影響特別大。現在周圍就算有人生三個都沒關系，“多生了就交錢唄”，只要交錢就可以按規定落戶，一切都擺在了臺面之上。而且，現在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很多人已經不想生二胎了，“現在人們的想法變化太大了”，幾名接受采訪的基層計生人員都這樣感慨。

　　對“一胎政策”的爭議這些年來一直沒有間斷。在幾方爭論中，國家人口計生委被看作是“一胎政策”的捍衛者。時移事易，如今從國家人口計生委到各級計生部門，都開始注重轉變自身角色，強調“軟性服務”和宣傳。這促使基層計生辦的工作方式也隨之發生改變。

　　“現在我們開展工作比以前‘軟’多了。”王琳介紹，上面對基層計生委員要求“五訪五問”“十到人”，也就是小區內居民有新婚、懷孕、產期等情況，都要進行溝通服務，這在以前是沒有的。

　　“2000年之前是嚴格控制人口，2000年到2006年是穩定低生育水平，現在是穩定低生育水平、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和平里小區楊先英說起這幾年的計生政策變化如數家珍。

　　楊先英舉例說，2006年后自己的工作內容中增加了“提高人口素質”一項。“比如新婚夫婦結婚了，我們除了祝賀他們之外，還要問是否準備要寶寶，如果生的話，小區里有六項免費服務，還可以來免費聽課，幫助你生一個健康的寶寶。”

　　居委會每年還會組織免費例檢和免費人流、上環取環等手術，這些既是新增的服務，也是一種工作的方法。這些新方法，對應的是不斷變化的中國人口形勢，比如對計生工作人員來說，占工作比重越來越大的對流動人口的聯系與“監控”。

[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