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發展階段，錯綜復雜的外部環境為中國帶來一系列挑戰，也創造一系列新的機遇。一方面，隨著美國對中國從貿易到科技的遏制，中國某些關鍵技術和零部件設備面臨被“卡脖子”的困境；另一方面，受中美貿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全球產業鏈正在重構。在此關鍵時期，促進中國創新鏈增強和產業鏈升級，對于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國產業鏈、創新鏈的現狀和問題

　　制造業位于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可替代性較高。我國外貿出口商品整體上產品復雜度不高、技術難度不大，制造品質量水平和口碑有待提高。2017年調研機構Statista與Dalia Research合作進行消費者調查（Consumer Survey），發布了國家制造業品牌實力排名，其中德國排名第1、日本排名第8、美國排名第10，而中國僅排在第49名。此外，2020年的全球制造業口碑排行榜顯示，德國依然處于榜首位置，日本和美國排名并列第8，而中國卻榜上無名。我國制造業亟需通過創新提高產品質量，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實現產業鏈位次攀升。

　　中間品進口依賴嚴重，面臨容易被“卡脖子”的困境。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制造業發展迅猛，出口劇增并發展成為世界出口冠軍，但是囿于整體上創新能力不足，中間品特別是高質量中間品嚴重依賴進口，面臨容易被“卡脖子”的風險。例如，工信部在2018年對全國30多家大型企業130多種關鍵基礎材料調研結果顯示，32%的關鍵材料在中國仍為空白，52%依賴進口，絕大多數計算機和服務器通用處理器、95%的高端專用芯片、70%以上智能終端處理器以及絕大多數存儲芯片依賴進口；在裝備制造領域，高檔數控機床、高檔裝備儀器、運載火箭、大飛機、航空發動機、汽車等關鍵件精加工生產線上逾95%制造及檢測設備依賴進口。

　　創新能力仍較薄弱，缺乏關鍵核心技術和設備。近年來，我國創新能力提升顯著，但是受底層基礎技術不足和原始創新能力薄弱的限制，關鍵技術和設備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轉。例如，在集成電路領域，高端光刻機、蝕刻機等關鍵設備和生產技術嚴重依賴進口，如果國外供應商由于政治因素限制向我國出口核心的零部件和元器件，那么我國整條產業鏈將面臨斷裂或癱瘓的風險。根據調研機構Counterpoint Research發布的數據，華為智能手機在2019年第一季度的全球市場占有率為17%，取代蘋果成為第二大智能手機品牌；然而，隨著美國不斷升級的禁令和打壓，芯片短缺嚴重制約華為智能手機的生產，這使得華為智能手機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全球市場占有率僅為4%，跌出全球前五大智能手機品牌。

　　產業鏈、創新鏈融合度不夠。我國在各個領域的技術“點”的突破較多，但是在共性關鍵技術上取得的進展有限，這被稱作創新“孤島現象”。與此同時，創新與產業“兩張皮”問題尚未有效解決，具體表現為：一方面，科研院所重“學”“研”，提倡學術成果，不重視“產”“用”所提出的用戶需求，制約了應用研究和成果轉化人員參與產學研合作的積極性和可持續性；另一方面，企業欲提升生產效率、實現產品升級，卻缺乏所需要的關鍵技術和零部件。

　　中國產業鏈、創新鏈的獨特優勢

　　擁有產業門類齊全、配套完備的制造業體系，上下游產業形成聚合優勢。產業鏈齊全的優勢主要包含三點：其一，上游產業幫助下游產業以較短的時間獲取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縮短生產周期；其二，下游產業及時向上游產業反饋產品信息，有助于改進上游產業的產品質量；其三，上下游產業形成良性經濟互動，實現產業鏈條意義上的范圍經濟，降低產品生產成本。工信部原部長苗圩在2019年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上指出，我國形成了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已經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基礎設施完善和信息技術發展迅猛，保障產業鏈高效運行。近年來，我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降低運輸成本，支撐物流體系的快速發展，加上信息技術的支持，促進產業鏈的暢通運轉。據統計，截至2020年年底，我國高速公路里程16.1萬公里，高速鐵路運營里程達3.79萬公里，均位居全球第一。同時，5G、工業互聯網、大數據技術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促進上下游企業優勢互補、資源共享，推動產業鏈資源整合與優化配置，助力制造業轉型升級。

　　創新能力提升顯著，發展勢頭較好。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0年全球創新指數》，我國在全球創新指數榜單排名穩步提升，從2015年的第29位持續穩步提升至2020年的第14位，是該榜單排名前30位經濟體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經濟體。由此可見，我國創新能力日益提升，有望不斷取得更多的技術突破，擺脫關鍵技術面臨被“卡脖子”的困境，推動產業邁上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特別是在當下，面對逆全球化的沖擊，某些發達國家可能采取一系列舉措遏制我國產業鏈，在此背景下，強化自身創新能力有助于構筑自主可控的全產業鏈體系。

　　人力資本資源發展形勢良好，勞動年齡人口素質顯著提高。人力資本提升意味著擁有更多高素質、高技能人才，有助于提升勞動效率和創新效率，為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奠定堅實的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上強調，“創新的事業呼喚創新的人才”，“要把人才資源開發放在科技創新最優先的位置”。根據中央財經大學發布的《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20》，2009—2018年間，我國人均人力資本的年均增長率高達9.0%。同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達3.85億人，占比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個百分點。可以預見，如能合理利用，“人才紅利”將成為驅動我國未來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力。

　　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和有為政府優勢。我國已穩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口規模大，消費需求大，巨大的市場需求足以支撐全產業鏈發展，營造良好的國內大循環格局。與此同時，發揮我國社會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借助有為政府優勢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共性關鍵技術，有效化解產業鏈和創新鏈連接的堵點、痛點和難點。因此，超大規模市場為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而有為政府優勢為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深化產業鏈、創新鏈“雙鏈融合”，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主要體現的是創新對產業鏈的支撐作用。根據錯綜復雜外部環境和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現實需要，在關鍵產業鏈部署創新鏈，通過科技創新提升產業鏈自主可控能力和促進產業鏈健康發展。從創新和個性化產品生產對接關系角度出發，由于個性化產品在材料和技術路徑上具有獨特性，通過在產業鏈上部署關鍵的技術研發和應用研究，重點攻克限制產品生產的關鍵材料、零部件、元配件和核心技術，點對點連接創新和個性化產品生產。從創新和同類產品生產對接關系角度出發，由于同類產品在材料和技術路徑上具有相似性，通過整合產業鏈上下游行業的研發資源，重點破解限制產業發展中的共性問題，點對面連接創新和同類產品生產。

　　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主要體現的是創新對產業鏈發展的引領作用。基于“科學—技術—生產”的模式，創新主體開展科技創新活動，誘發技術革命，進而引致產業革命，催生新興產業。歷史上三次工業革命皆是技術上取得重大突破后，推動產業鏈的形成和發展。第一次工業革命起源于紡織技術、蒸汽技術創新，在此基礎上推動新型紡織、機械、輪船等產業的興起；第二次工業革命起源于電氣技術創新，在此基礎上促進電燈、電話、電車、電影、汽車和飛機等產業的出現；第三次工業革命起源于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創新，在此基礎上催生計算機、生物醫藥和航空航天等新興產業。當前，正在進行的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量子信息技術、無人控制技術、清潔能源等全新技術革命，將催生更多新興產業的形成，推動產業鏈升級。

　　營造產業鏈、創新鏈“雙鏈融合”的良好生態。一是健全科技創新體制。通過科技創新體制改革，解決創新資源配置方面存在的分散、重復和錯配等問題，整合創新資源和優化創新決策，完善科研成果轉化機制，化解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兩張皮”問題。二是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深化“簡政放權、加強監管、優化服務”改革，優化我國營商環境，推進市場化改革進程，健全公平競爭機制，降低企業經營面臨的不確定性，穩定企業對于未來的預期以增強其投資實體經濟的信心，助力實體經濟轉型升級。三是加大金融支持。創新活動具有周期長、不確定性大、資金投入高的特點，這導致產業鏈、創新鏈的緊密融合離不開金融支持。一方面，增加重大科技專項的財政資金，支持不同市場主體的創新活動；另一方面，發展風險投資機構，引導銀行對科技創新活動的信貸支持，引導金融資源更多地流向創新活動。四是吸引、培育和用好高端人才。人才是創新活動的關鍵要素。完善科研人員管理機制以及人才和項目評價機制。推進人才識別和評價改革，采取差別化評價，拓寬人才識別和評價方式。提高福利待遇，吸引更多高素質人才服務我國創新活動。營造產業鏈、創新鏈“雙鏈融合”的良好生態，將會助力我國產業鏈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結語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由高速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階段。在此背景下，促進中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著力點，在于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深化“雙鏈融合”，發揮創新作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推動產業邁上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推動實體經濟優化結構，不斷提高質量、效益和競爭力。雖然當前我國產業鏈、創新鏈面臨一系列問題和挑戰，但是我國產業鏈、創新鏈擁有自身特征和獨特優勢。如果能夠把握產業鏈和創新鏈“雙鏈融合”的歷史機遇和重要時間窗口，將會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為打造制造業強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本文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九三學社浙江省經濟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區域創新發展聯合基金需求凝練與應用貫通機制研究”（項目編號：J2124006）階段性研究成果；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張超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