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事不好笑才需要喜劇演員” 他們“以笑補缺”
以笑補缺
出生時大腦缺氧這件事,小佳在麥克風前重復講了五六十次,每次他都能讓觀眾笑出來。
小佳本名張佳鑫,27歲,是脫口秀演員,平時走路搖搖晃晃,有幾根手指總伸不直。講段子時,他五官來回拉扯,語速比常人慢,好像每個字都得先在喉嚨里滾上一圈才能吐出來。他抖包袱也像在撒嬌,但臺下觀眾都被“戳”到了,笑得東倒西歪。
他說:“小時候大家都在笑我,但不好笑,才是脫口秀演員最大的缺陷。”
在綜藝節目《脫口秀大會》第四季里,小佳贏得評委的第一票,是通過調侃自己長短腳:“兩三歲看到雙腳走路的人,我都帶著一種異樣而又同情的眼神,心里想,他好可憐吶,竟然雙腳,都在地上。”他還講校園暴力,講因為身體遭受的歧視,和觀眾一起毫不介意地咧著嘴大笑。節目嘉賓夸他“你把我笑死了”。
脫口秀舞臺上,評價演員的標準只有好不好笑。和小佳同臺的演員里,有人調侃自己丑贏得喜愛,有人吐槽自己帥卻慘遭淘汰。一位網友在看完節目后評論,“看了江梓浩和徐志勝,感覺長相還是有點優勢的,只不過在脫口秀行業(美丑的優劣勢)要反過來。”
2018年,全北京的脫口秀表演一周不超過10場,如今北京公開售票的有十幾家俱樂部,一家俱樂部一周就有10場演出。小佳所在的廈門“來瘋喜劇俱樂部”舞臺上,有高中生、60多歲的老人、孕婦、因斑禿剃光頭的女孩,他們用脫口秀解讀自己的生活。
這種解讀是雙向療愈的過程。小佳希望霸凌過他的人能坐在臺下,在聽到他的段子時放聲大笑。“那是證明自己的機會。脫口秀演員就是要讓觀眾笑,他們笑,說明我成功了。”
在“灰暗的日子”里產生了求生欲
開放麥舞臺幾乎是所有脫口秀愛好者的第一站,沒有報酬,但誰都能上。去年5月,小佳第一次上開放麥,強光晃得他眼花,他只能看見第一排觀眾。臺下有人低聲交談、有人刷手機,一開演,三四十雙眼睛都盯著他。那是他在路上常會撞見的目光,但路人只是匆匆一瞥,觀眾則是長久注視。他感到恐懼。
小佳從小不敢在公眾面前講話。第一次正式上臺,是剛上大專,開學時在班里做自我介紹。他的身體和聲音都在發抖,只講了兩句就匆忙下臺。他小時候愛窩在家里看書、看綜藝節目,“能躺著就不坐著”。遠離熱鬧能幫他免去一些麻煩。比如,他記得上小學時,課間曾被一幫同學圍住,他從下課被踢到上課,10分鐘后,身上的衣服已經布滿腳印。
他習慣無聲地表達細膩的情感。因為握不好筆,從中學開始,每次語文作文他都寫不完。但他喜愛寫作,高中校報每期都能看到他投稿的短文。他渴望有存在感,習慣于照顧朋友的感情、隱藏自己的感情,希望朋友“在難過時能想起我”。有收入后,他每年情人節都會給朋友們送花,第一年一朵、第二年兩朵,逐年遞增,“他們愿意跟我做朋友是我的福分,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東西給他們”。
但他很少表露想被關注的渴望。2020年,他在一家廈門的民宿公司做新媒體運營,公司員工過生日時會在工作群里收到祝福語,但他被漏掉了。生日那天,他頻繁查看手機消息,從白天等到晚上,沒人記得,但他什么也沒說。
2020年年初,小佳為公司年會準備節目。他沒什么才藝,只覺得脫口秀好像“會說話就能演”。他曾向廈門來瘋喜劇俱樂部的主理人Lucy咨詢建議,但沒有深聊。年會上,他哆嗦著講完,臺下同事都在吃飯,沒人仔細聽。隨著防疫政策調整,廈門的劇場解封,那家俱樂部缺人演出,就邀請小佳登上開放麥舞臺。
Lucy記得,小佳曾說自己講話不清楚,就給他發去德魯·林奇的視頻。這位美國脫口秀演員有口吃的問題,但那些結結巴巴的停頓增加了故事的懸念和緊張感。在表演時,林奇不會被時不時的卡殼影響,金句頻出,現場總響起歡呼聲。小佳看完,第一次想“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真到了臺上,小佳還是止不住地抖,大腦一片空白。他試探著拋出第一個梗,有人笑了,他接著講下去,感受到“撲面而來的掌聲”。
“你能感受到他們打心底喜歡你這個人。”小佳回憶道。那是笑聲第一次給他帶來安全感,“一下子上癮了”。
對王梓晗來說,脫口秀讓她在“灰暗的日子”里產生了求生欲。2018年2月,她即將從北京大學畢業,在參加某喜劇產業公司的校園行項目時,她第一次接觸到脫口秀。那時她還沒有找到未來的方向,和家人爭論是工作還是繼續讀書,陷入重度抑郁而不自知。
她形容那時“怎么活著都不對”“只想和陌生人說些不用負責任的話”。她縮在位于一樓、光線暗淡的出租屋里,不想吃飯,不想說話,只保留著上臺講脫口秀的愛好。只有脫口秀能把她從床上拉起來,“只有站在臺上那五六分鐘是個人”。
剛開始說脫口秀,王梓晗沒有任何技巧,胡亂講著生活里的孤獨和迷茫。有次去講開放麥的路上,她因為精神恍惚和公交車發生了小事故,兩只腳都扭傷了。那一刻她想,“如果今天在這個地方死了,那還挺酷的。”她忍著痛去演出,講了事故發生瞬間腦海里的各種想法,很喪,但觀眾都笑了。那些笑聲就是她情緒的出口,“每個人都在很認真地聽你講話,但他們并不是真正在乎你,不會因為你講這些話產生情緒負擔。”
她決定把脫口秀講下去。一年后,王梓晗成了一名脫口秀演員、培訓師。她見過抱著各種目的來嘗試講脫口秀的人,“很多人覺得脫口秀的成就感很易得,這個身份也很酷,但一發現沒這么簡單,冷場了,熱情也會馬上冷卻。”多位業內人員表示,在脫口秀愛好者里,只有不到10%的人能從開放麥邁向商演舞臺,把脫口秀作為獲得收益的途徑。
王梓晗靠的是韌勁。“我做這個沒什么天賦。”她自稱,每一個梗都是一磚一瓦搭建的,“從來沒有那種‘被雷劈’似的靈感。”段子從構思到成型會不停地改,她半年能扔掉9000字的段子,有的段子要改兩年以上。
小佳則自認為是幸運的。他覺得觀眾看他說話不容易,對他的期待比較低,所以梗一出來就會感到驚喜。由于表演效果較好,他上了7次開放麥就得到了商演機會,更多人需要三四個月甚至更長時間。第一次商演前,他設計了印有自己表情包的T恤,連著3天睡不著,腦海里翻涌著講過幾十遍的段子,反復回想觀眾的現場反饋。
小佳住在廈門最大的城中村——前埔村。在1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用力量較強的左手慢慢敲打著鍵盤,養了3年的烏龜在一旁陪著他。他把生活中忽然出現的靈感記在手機里,看新聞也會代入當事人的處境,思考創作的可能。
“故事里講龜兔賽跑,烏龜勝利了,但現實里烏龜一動不動,你還要在后面說,快給老子爬。”他曾用段子嘲諷著“龜兔賽跑”在現實中的荒謬,習慣謹慎對待自己的幸運。剛錄完節目,他來不及想自己會不會火,第一反應是趕緊寫新作品、招呼俱樂部的老師幫他看新稿子,“原來的(段子)上節目演過,就不能再講了”。
觀眾看到了他的釋然,笑聲來得也更早
劍橋大學古典學教授瑪麗·比爾德在《笑的三大理論》中總結,讓人發笑一般有3種途徑:預期違背、優越感、壓力釋放。真誠的表述能夠增加意外性,來回撩撥觀眾的情緒,讓突然出現的梗好笑性增加。
王梓晗剛開始講脫口秀,朋友形容她像“一臺精密的鐘表”,段子間連接順滑,情緒努力撐得飽滿,嚴格按照臺本演出,“觀眾不笑也不影響我的表演”。
同事建議她設計幾處忘詞,甚至不用把普通話講得那么標準。她慢慢向觀眾打開自己,展示脆弱。“你是騙不了觀眾的,當他們感覺你是真誠的,你覺得好笑的地方他們也會笑,不小心演錯了、話筒架倒了他們也不在乎,一切都是演出的一部分。”有次舞臺太大,離觀眾太遠,她嘗試坐在舞臺邊,腿隨意地耷拉著,觀眾的表情自然了許多。
從業快10年的喜劇人李誕,在一次采訪中說“玩笑九分真”“所謂脫口秀的技巧就是把真話包裹好了,不要傷害到自己,也不要傷害到別人。你自己就是那個劍,給它裝上一個鞘,端出來給大家看。”
小佳一直想把身體的缺陷寫進段子,只是擔心觀眾不愿意看。2020年年底,喜劇演員程璐對他說,如果不在開頭把身體缺陷解釋清楚,觀眾反而不敢笑。小佳開始嘗試向觀眾說心里話,帶觀眾回到自己經歷過的場景。觀眾看到了他的釋然,笑聲來得也更早。
參加完訓練營后,小佳決定辭去新媒體運營的工作,全職進行脫口秀演出。在兼職商演的脫口秀演員中,只有20%-30%左右會成為全職脫口秀演員。剛開始,小佳收入不穩定,一個月光靠演出只賺1000多元,還要靠兼職俱樂部的新媒體運營維持生活。“精神上消耗也很大”,沒時間健身,練出的腹肌也沒了。
但他從沒后悔過,脫口秀讓他接觸到了“更廣泛的世界”。在打磨段子、對觀眾傾訴中,他與身體缺陷不斷和解。
開始用個人經歷寫段子,他學會從旁觀者的角度問當時的自己:“如果那一刻不受任何約束,我會做些什么?”有次他剛在公交車上坐下,身旁的人站起來,走到幾個座位以外,但并不是為了下車。節目里,他用不夠響亮的聲音佯裝兇狠,借段子對那些站起來的人,說出了想說但從沒說過的話:“你給我坐下。”
他從小不愿被貼上“不一樣”的標簽。他努力當個好學生,從不用父母監督寫作業,老師的一次表揚就能治好他遭受校園霸凌的大部分傷痛。初中班主任在競選班長時主動提名了他,到現在他還記得那種被器重的感覺,“她看到了我的能力”。高考時有人建議他去了解一下加分政策,他不愿意,覺得那是差別對待。結果語文和文綜試卷他都沒寫完。更糟的是,他的字歪歪扭扭,估計“高考改卷老師不會像本校老師一樣仔細辨認”。最后,他讀了一所大專院校。
創作時旁觀者的視角也讓小佳發現,有些時候,他身處這個社會,因為太敏感,放大了本沒有特殊意義的細節。他自我剖析,公交車上別的乘客走開,可能并沒有針對他,是他把自己放在“特殊”的位置,才會感到難過。
王梓晗認為,用段子消化個人經歷的過程,是一部分“上帝視角”加上一部分“心理活動”。創作者的注意力會集中到事情本身,思考更準確的表達和更荒誕的效果。
她準備在專場里講重度抑郁、原生家庭、從北大畢業之后的心理落差、性取向的變化,這些話題背后的真實都給她帶來過傷痛。“最開始想講的時候,其實是最有表達欲的時候,還沒完全和解。你會在一遍遍講、一遍遍試的過程中實現真正的和解,當這個段子的舞臺呈現達到一個最好的狀態時,你一定是完全和解了。”
剛開始,她在段子里講自己有次試圖自殺,把所有安眠藥都吃了,洗完胃,母親擔心的是她下次失眠吃什么。她想表現母親極致的理性,但觀眾有些笑不出來。
在王梓晗的記憶里,母親的情緒總是克制的,孩子哭也不哄,等哭完再講道理。一次她和母親聊天,偶然發現母親記得一件“傷害過我的小事”。“我媽說她一直心懷僥幸,希望我忘了。她覺得非常不應該,還給我道歉,但當時她正經歷著很多別的事。”王梓晗才意識到,母親不僅僅擁有母親這一個身份,她背負著來自各方面的煩惱。
確診重度抑郁癥后,王梓晗會定期接受心理咨詢。心理咨詢師曾告訴她,寫段子的過程很像寫心理學上的情緒日記,即患者把每天的情緒寫下來,包括事件、感受、各種心理活動等,“寫下來就是自我開解的第一步,我們在寫段子的過程中也會不斷地去追問自己當時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有什么樣的感覺,雖然這些東西未必都會真實呈現在段子里,但是你在寫的時候一定是繞不開的。”
王梓晗在這種自我剖析中學著釋放被壓抑的情緒。原來她總覺得所有人都盯著她看,談戀愛要保證分手時沒有道德污點。講脫口秀之后,她開始尊重情緒。有人質疑她憑什么能給大咖做開場秀,她直接說:“你看過我演出嗎?沒有就去看,如果看了還覺得我不配,你就當我們有點什么吧。”她把人際交往比作開放麥,“總要隨心試一下,行就行,不行就算。”
小佳雖然還是有“社交恐懼癥”,會推掉陌生人居多的聚會,在外地商演時比起和陌生演員吃宵夜,情愿自己在酒店吃外賣。但在臺上,他開始講一直想說的話,和陌生同行在演出時做“一個半小時的朋友”。他也越來越自信,表演時摘下了壓得很低的帽子,在和朋友們的群聊里也會偶爾“嗆人”,而不是一味繞著朋友轉。
“因為這事兒不好笑,才需要喜劇演員”
大一學生徐錦從高中開始看《脫口秀大會》。今年,她看到小佳的表演,想起遭受校園霸凌的經歷。徐錦上初中時,曾有七八個女生把她堵進廁所,往她身上倒水。小佳的段子在她心上開了個口,積壓的憤怒和恐懼泄出去一部分,但情緒留下的印記永遠會在。“小佳很明顯一笑而過了,但我做不到。”她希望更多正在經歷著校園霸凌的人能看到,“你們不是一個人,你們可以換種方式讓自己強大。”
小佳認為觀眾的共鳴來自“對生活B面的共識”,他的負面情緒用玩笑包裝,在觸到觀眾的負面情緒時,痛苦一起消解。
28歲的教師林夕在負面情緒無從傾訴時,會坐在陽臺上吹著風用手機看脫口秀。朋友們很少有人回應她的抱怨,有人回復“你習慣就好”。她開始習慣獨自消化情緒,“把外放調成靜音”。
脫口秀演員輸出的某個觀點,會讓她看到解決問題的另一種角度。她曾在某段戀愛關系中付出較多,看到楊笠在表演中說,“男的無理取鬧時和女的一樣”,她聯想到自己,“女生有時在戀愛中確實會患得患失,其實也沒必要為了別人放低姿態”。
后來,情緒不好的時候,她幾乎都會先看脫口秀,冷靜下來再去自我反思。和朋友傾訴戀愛煩惱,她也學會了開自己玩笑。看她沒有那么鄭重其事,朋友安慰的話反而多了。
徐錦則覺得,“脫口秀算不上很高雅的藝術,就是圖一樂”,更多時候,觀眾渴望的是大笑瞬間的情緒發泄。她坦言自己看表演時“不帶腦子”,就想跟著演員的情緒走。開始看脫口秀,是因為聽同學說有個叫龐博的演員長得挺帥。
王梓晗在演出時發現,這些年來,大部分國內觀眾仍喜歡“喂到嘴邊的梗”,看節目不愿意投入過高的注意力或者記憶力成本。王梓晗根據經驗總結:“很多時候講稍微深一點或者稍微繞一點的東西,大家就有點不愿意去跟了,尤其線下還沒有字幕。”
比如參加《脫口秀大會》節目的選手鳥鳥,擅長設計需要觀眾琢磨的段子。她在講容貌焦慮時說,“什么時候能曬點既彰顯個性、又不涉及美丑的東西,比如指紋”。王梓晗記得,鳥鳥在線下表演時說這個梗,很多觀眾都沒反應過來。
在豆瓣網站“脫口秀的獨特魅力”話題下,網友想看的主題大多數和日常生活相關,包括地域、職場、婚戀等。《脫口秀大會》第四季中,選手也更多圍繞“外貌焦慮”“男女關系”“城市生活”等常見且“安全”的話題,大眾化、理解門檻低的梗是第一選擇,因為一句稍顯“出格”的梗,可能帶來微妙的個體感受差異。
徐錦作為觀眾,無法接受鳥鳥調侃外向者,說“快樂的人也是要死的”。因為小時候她經常生病去醫院,這個梗會讓她聯想到急救室里被推往手術室的病人。“觀眾看這個就是為了開心,這種事拿到臺上說,是對認真生活的人的冒犯。”
更沉重的話題則更考驗演員和觀眾對幽默的理解。在一場脫口秀主題賽“沒關系,我也有病”中,選手Rock調侃自己的抑郁癥:“有時候只能躺著,什么都不想做,所以看起來我這人很懶,但懶人躺著的時候臉上有笑容。”臺下的笑聲很稀疏,等了一會兒才有人鼓掌。徐志勝講了紅綠色盲,鳥鳥講了容貌焦慮, Rock被二人淘汰。有網友評價Rock,“他分享了自己還沒消化、帶著血的事情”。
今年年初,陪伴小佳3年的烏龜死了。他想起2019年突發心梗去世的父親,想用脫口秀紀念他。父親是個嚴肅又內斂的人,“很難溝通,小時候還會打我”。但小佳被同學欺負,父親會跑到學校為兒子討回公道。朋友來家里玩,他會給小佳塞錢,讓兒子帶朋友去吃牛排。小佳離開漳州去廈門工作后,父親變成了老小孩,需要時常哄著,在去世前幾個月總發消息問小佳,“兒子在干嗎啊”“沒事沒事,就是想你啦”。
小佳把瑣碎的思念揉進段子,花兩個晚上寫出來,想象著父親如何在另一個世界接收家人的思念。今年清明節,他把現場表演的視頻發在微博和B站上,把父親去世的事實輕松地講出來。“我媽給我打電話說我爸不行了,我說,‘我爸哪里不行了?’”有彈幕飄過“笑不出來”,有人私信他說,這是對死者的冒犯。
王梓晗深知國內觀眾對此類話題的接受度不高,同樣是講自己的抑郁癥,她會先點出眼下抑郁癥發病率高的現狀,放松觀眾的警惕,然后繞開最沉重的部分,加入點一聽就是虛構的內容,讓觀眾難以分辨痛苦的真實性。而在講親子關系時,她會增加母親的視角,“也能讓大家看到一點希望,不要太早畫上一個句號”。
小佳在節目中說“沒有什么不能開玩笑”,但他解釋這種開玩笑是基于能給出一個解決方案。有些話題他并沒有很好的處理方案,“比如癌癥,我沒有這個話語權,調侃起來就會顯得很沒品”。
“有了技巧和人格魅力,任何事都能講得好笑。”王梓晗把段子里的故事、觀點比作顯影劑,重要的是顯出講段子的人,“這些展現的都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小佳的偶像、美國脫口秀演員瓊·里弗斯生前,一度負債千萬美元、丈夫自殺,但她依然能在70多歲時,在臺上調侃人生。
瓊·里弗斯曾被一位觀眾提問,有什么事是她笑不出來的。她說,丈夫自殺身亡后,女兒整日魂不守舍。有次她帶女兒去一家高級餐廳吃飯,她看著菜單說,如果你爸爸還活著,看到這些菜的價格,一定會再自殺一次,女兒第一次笑了。“我用笑把女兒帶回來了。”她流著淚回憶。
王梓晗說,每個成熟演員手里都有幾個“特別狠特別重”的段子,一般會放在專場的最后抖出來。抑郁癥、原生家庭、性取向這些話題,她還不能完全駕馭,但她不想等,“因為這事兒不好笑,才需要喜劇演員”。
發紀念父親的那條視頻時,小佳寫道:“我寫(這個段子)的時候也預料到它可能不好笑,會嚇到觀眾。但我爸爸在我的文字里過得有滋有味。”視頻結尾,小佳因為太開心,差點在舞臺上蹦起來,因為他在觀眾的笑聲中,感覺“爸爸好像來看我了”。他想,父親之前總嫌兒子不夠自信,這會兒他應該挺滿意的。
(應受訪者要求,徐錦、林夕均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焦晶嫻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21年09月01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