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東：丘逢甲與辛亥革命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丘逢甲故居揭幕掛牌儀式。(蕉嶺縣博物館 賴文光 攝)

　　近代臺灣省籍著名抗日志士、進步教育家和愛國詩人丘逢甲，又名倉海，字仙根，號蟄仙，又號仲閼，一八六四年出生于臺灣苗栗銅鑼灣，長后移居彰化縣(現(xiàn)臺中縣)。一八九五年抗日護臺事敗后內渡大陸，定居于祖籍廣東嘉應州鎮(zhèn)平縣(今梅州市蕉嶺縣)，一九一二年因病辭世。

　　丘逢甲短促的一生雖然只有四十九個春秋，但卻身歷了甲午戰(zhàn)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中，正值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歷史大變革時期——辛亥革命時期。在這場偉大變革中，丘逢甲與時俱進，奮斗不息，為國家民族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給自己的生命史劃上了一個圓滿而光輝的句號。今年適逢辛亥百年，謹于此文緬懷丘逢甲先生。

　　丘逢甲對辛亥革命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本文擬對其主要事跡依歷史發(fā)展脈絡做一概括的梳理和粗淺的評析。

　　一、教育救國 培育英才

　　丘逢甲對辛亥革命最突出的貢獻，并不在于他是否曾投身于反清武裝起義刀光劍影的火熱戰(zhàn)場，而首先是他銳意新學，通過其教育救國的艱苦實踐，啟發(fā)民智，培育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識、新觀念而又具有愛國思想的先進青年。這些青年由愛國進而走上革命，成為孫中山先生在嶺南地區(qū)從事反清革命活動的重要骨干。

　　考查丘逢甲的生平志跡，不難發(fā)現(xiàn)，“教育救國”始終是貫穿其畢生的思想主流。早年在臺灣，他就十分重視鄉(xiāng)梓教育；乙未反割臺斗爭失敗內渡大陸后，丘逢甲痛定思痛，愈加積極地投身于“教育救國”活動。戊戌維新前后，他在潮汕地區(qū)曾先后受聘擔任潮州韓山書院、潮陽東山書院和澄海景韓書院的主講，努力以維新思想啟發(fā)教育青年；百日維新失敗后，丘逢甲仍毫不動搖，堅決主張廢除八股，改革陳腐的教育制度。及至一八九九年秋冬，他毅然辭去書院的教職，克服重重困難，獨立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開始了他教育救國的新實踐。在以后的十年時間里，丘逢甲先后在潮、嘉、穗等地創(chuàng)辦或主持過多所新式學堂，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獻給了“教育救國”事業(yè)。其主要活動有：

　　1、創(chuàng)辦“嶺東同文學堂”

　　該學堂創(chuàng)辦于一八九九年秋冬，“初擬在汕頭開辦”，后決定設在郡城潮州。一九0一年春又將校址遷往汕頭，地點在外馬路原汕頭紳商集資興建的“同慶善堂”舊址。(1)丘逢甲自任監(jiān)督(校長)。這是丘逢甲獨立創(chuàng)辦的第一所新式學堂，同時也是潮汕地區(qū)出現(xiàn)的第一所新式學堂，意義重大。

　　關于創(chuàng)辦該學堂的宗旨，丘逢甲在《創(chuàng)設嶺東同文學堂序》中說得很清楚：“國何以強？其民之智強之也；國何以弱？其民之愚弱之也；民之智愚烏乎判？視其學之有用無用判之也。”他認為，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正是“以學強其國”，“以有用之學傲我”；而我國卻“乃群然習為無用之學”，“鄙棄西學不屑道，或僅習其皮毛，于是遂馴致貧弱，而幾危亡。”丘逢甲公開申明：“我潮同志深慨中國之弱由于不學也，故思強中國必以興起人才為先；興起人才必以廣開學堂為本，爰忘綿薄，廣呼同類，擬創(chuàng)設嶺東同文學堂。”(2)

　　關于教學內容，《嶺東同文學堂教程》規(guī)定：除一般文史課程外，還開設格致(物理)、化學、生理衛(wèi)生、算學等西方引進的自然科學。其中尤重算學，因為“算學所用最廣，天文、地理、歷律、兵法、制器、一切測量之法、繪圖之法，莫根于算。”(3)該學堂特別重視外語，尤重日語，因為“西學條目繁，時乎已迫，求其速，不能不先借徑東文”，“西文非十年不能通，非由幼年入學不能有成。東文則一年即可成就，中年以上之人皆可學習。西人有用之書，東人皆已譯之，能讀東文，即不啻能讀西文也。”(4)此外，還特設“兵式體操課”，練習實彈射擊，以期增強學生的體質和實際本領，準備將來擔當重任。這些課程在當時可謂振聾發(fā)聵，令人耳目一新，是在舊式書院聞所未聞不可能學到的新知識、新技能。

　　在教學方法上，嶺東同文學堂也與舊式書院完全不同。它因材施教，提倡自學、討論，意在活躍學術氣氛，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思考和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規(guī)定：“本學堂分班教授。而學生外另設一班，曰講習班，凡未為學生而愿與本學堂切磋者均可先行掛號，時到堂中，研究一切。”“所出之題，皆淺而易解者”，“每日課程但隨所看之書有不能盡解者，可相質問。”“諸生遇有各門疑義，準其問于師長。”(5)

　　其時，中國的科舉舊制尚未廢棄，丘逢甲就能提出并努力實踐如此進步的教育思想，實屬難能可貴。

　　嶺東同文學堂以嶄新的面貌出現(xiàn)在汕頭，很快便聞名粵東，有志青年紛紛慕名投考，幾年之間培養(yǎng)出了一批愛國熱血青年。這些青年與舊式書院出來的書呆子截然不同，不僅具有新知識、新技能，而且思想活躍、關心國事、積極投身于愛國運動。不少青年更由愛國進而走上革命道路，“十余年來，嶺東民氣蓬勃發(fā)展，國民軍起，凡光復郡縣，莫不有嶺東人參與其間，皆此校倡導之力。”(6)

　　2、倡導、鼓勵青年出國留學

　　丘逢甲不僅積極創(chuàng)辦新學，同時還勉勵有條件的青年學生赴東西洋留學，尤其鼓勵他們留學日本。他說：“各國教育設施迥非吾國所能企及”；“日本，吾國仇也，然日本之所以能侮我者，由學術勝爾。欲復仇而不求其學，何濟？”(7)為此，他親自出面做學生親屬的工作，幫助他們解決赴日留學的經(jīng)費問題。(8)在丘逢甲等人的積極倡導鼓勵下，“當時嶺東留學日本者，達數(shù)十人。”(9)重要的是，這些青年到日本后，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熏陶，紛紛走上反清革命道路。一九0五年八月，中國革命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時，嶺東同文學堂出身的留日學生大多參加了同盟會。其中何天炯、何天瀚、劉維濤等人還被推舉為同盟會的重要干部，成為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的得力助手。

　　3、創(chuàng)辦族學和師范學校

　　一九0四年四月丘逢甲返回家鄉(xiāng)鎮(zhèn)平，將其主要精力轉向興辦師范學校，以解決當時發(fā)展新式小學教育亟待解決的師資嚴重缺乏問題，并在此基礎上大力發(fā)展族學，開啟民智取得了很大成績。

　　在丘逢甲的奔走操持下，一九0四年秋，鎮(zhèn)平縣有史以來的第一所專門培養(yǎng)小學師資的師范學校——“鎮(zhèn)平初級師范傳習所”正式招生開課。與此同時，他又在本鄉(xiāng)(現(xiàn)文福鄉(xiāng))設立“自強社課”，親自輔導族中青少年學習文化。為此，丘逢甲極盡辛勞，廢寢忘食，常常“雞鳴不寐，不一載而社中子弟在縣科各考中均嶄然露頭角。”(10)

　　是年冬，丘逢甲又倡用鄉(xiāng)間各宗族的族田收入，分別在鎮(zhèn)平城東的東山和文福鄉(xiāng)員山創(chuàng)辦了兩所族學堂，名“創(chuàng)兆學堂”。利用鄉(xiāng)間族田收入興辦族學，在粵東地區(qū)丘逢甲是首創(chuàng)者。用這種辦法辦學，大大減輕了貧苦農家子弟入學的經(jīng)濟負擔，有助于盡快發(fā)展農村新式小學教育，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在是一種十分高明的辦法。此后粵東各地紛紛效法，成效顯著。

　　從一九0五年開始，丘逢甲還遴派宗人子弟前往江西尋鄔、福建上杭、武平、鄰之嘉應、興寧、長樂(今五華)、平遠等地協(xié)助辦學。他自己則四處奔波，親往上述各縣勸辦新學。鎮(zhèn)平初級師范傳習所的學生畢業(yè)后，被分派到各地，成為辦學的骨干。由此，嶺東地區(qū)辦學風氣大盛，幾年之間新辦學校達近百所之多。近百年來，由于興梅地區(qū)文教發(fā)達，英才輩出，為國家民族做出了突出貢獻。

　　4、任職省垣、政教兼預

　　由于丘逢甲在潮嘉地區(qū)興學育才成績卓著、聲名遠播，一九0六年夏，兩廣總督岑春煊禮聘其赴省垣廣州，出任兩廣學務公所議紳兼惠、潮、嘉視學員(11)，旋任廣州府中學堂監(jiān)督。由此，丘逢甲的“教育救國”活動重心轉向省垣。此后他先后擔任過廣東省教育會會長(12)、廣東省咨議局議員、副議長兼兩廣總督公署議紳、兩廣方言學堂監(jiān)督等職。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發(fā)，丘逢甲一直都在省垣任職，政教兼預，在粵省社會政治特別是在文化教育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嶺南地區(qū)有相當知名度和影響力的進步教育活動家。

　　丘逢甲在省垣任職之初，科舉舊制剛剛廢除，廣東和全國各地一樣，普遍掀起興辦新學的熱潮，隨之也就出現(xiàn)許多糾紛(即所謂“學案”)，當局常常要征詢丘逢甲的處理意見。對這類棘手事務，丘逢甲從不推辭，為發(fā)展教育事業(yè)，他力任艱巨，遇事“剖情析理，持正建言”，即使得罪地方劣紳，也在所不顧。例如，嘉應州丙村三堡學堂監(jiān)督江秉乾，為與舊紳爭丙市公局及雜捐作為校舍和辦學經(jīng)費，從一九0五年始至一九0九年，雙方爭執(zhí)達五年之久，江竟被劣紳誣指為“劫盜”而橫遭迫害。丘逢甲始終都主持公道，為江仗義執(zhí)言。有人好心勸丘逢甲說：“此案乃保安總局局紳黃某所為，黃為遵憲(即黃遵憲)介弟，故州牧右之，惠潮嘉道亦右之。先生與江非親非故，何必如此？”丘逢甲義正辭嚴道：“然則新學萌芽，任受摧折，亦坐視不救耶？公度(即黃遵憲)讀書破萬卷，交游遍四海，豈有庇一弟以誤一州者哉！”(13)最后，江秉乾的不白之冤得以洗雪。

　　除辦理各種“學案”外，丘逢甲對于潮嘉地區(qū)的辦學事宜也十分關心。從丘逢甲《丙午日記》中可以看到，嶺東同文學堂函詢中學堂開辦之法，興寧、平遠學界請教興學育才的措施等等，丘逢甲收到函件后，均一一詳細函復，給予熱情周到的幫助。

　　丘逢甲對青年學生一向要求十分嚴格。早在他擔任嶺東同文學堂監(jiān)督時，就“堂規(guī)綦嚴，學生作息均按時鳴鐘吹號，不稍逾越。”(14)到省城出任廣府中學堂監(jiān)督后，更以“整肅嚴明”而著稱，學部徐視學來粵省視察，廣府中學堂被其“評為廣東第一，謂是以兵法管教者。”(15)一年暑假，丘逢甲自省城返鄉(xiāng)，“道經(jīng)鎮(zhèn)平中學駐宿，聞學生喧囂，即召集嚴切訓誨，校風為之肅然。”(16)丘逢甲管教學生雖嚴，但并非一味采取壓制手段，而是以思想啟發(fā)為主。他的學生、老同盟會員李次溫回憶說：“當時鄉(xiāng)先輩教導后進多務壓抑而使就范”，唯丘先生“務提起后進意志，使之自重自奮，樂而向上。”(17)正因如此，丘逢甲在粵省教育界有很高的聲望，其門生弟子日后成才者甚多。

　　二、同情支持革命 暗護革命黨人

　　1、思想政治立場的轉變

　　如前所述，貫穿丘逢甲畢生的思想主流是“教育救國”，但就其政治立場而言，一九0九年前后則有明顯變化。此前，丘逢甲基本上屬于立憲派。誠如其摯友丘復所言：“君(指丘逢甲)之宗旨，其初本近于保皇，”(18)丘逢甲自己亦說：“海內最先倡言立憲，此身亦居其一。”(19)事實亦確實如此。

　　全面評價清末立憲派并非本文主題，這里筆者只想指出，立憲派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政治勢力。同是立憲派，但由于個人經(jīng)歷和所處的政治經(jīng)濟地位不同，對清廷和民主革命的態(tài)度卻有明顯的區(qū)別。例如丘逢甲，他既不像流亡海外的康梁保皇黨，曾經(jīng)得到過朝廷的重用，領受過當今皇上的“知遇之恩”，因而需要感恩圖報；也不若資產(chǎn)階級上層政治代表、國內立憲派頭面人物張騫等人，與封建勢力有密切聯(lián)系，需要維護自己的政治經(jīng)濟特權與利益；相反，在丘逢甲的內心，唯有朝廷割棄故土臺灣的切膚之痛，和遭受朝廷呵斥、冷落的怨恨之感。因而盡管其主張“保皇”、贊成“立憲”，但并不一定排斥“革命”，而且在朝政日暗、國事日非、列強進逼而又報國無門的情況下，較易接受革命思潮的影響和感染而逐步改變其政治立場，轉而同情支持革命。

　　考查辛亥時期的丘逢甲，情況正是這樣。

　　一九00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后，帝國主義轉而采取所謂“保全主義”政策，繼續(xù)扶植清王朝作為他們統(tǒng)治中國人民的工具，變有形瓜分為無形瓜分。而清王朝則對帝國主義允許它繼續(xù)充當走狗而感激涕零，聲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辛丑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清廷業(yè)已徹底投靠帝國主義，成為貨真價實的“洋人的朝廷”。由此，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

　　對于清王朝的認賊作父、昏聵無恥，丘逢甲極為憤慨。在一九0一年作的《述哀答伯瑤》這首長詩中，他以辛辣的筆觸對清廷進行無情的鞭撻和諷刺：“四千年中中國史，咄咄怪事寧有此！”、“伺人怒喜為怒喜，不知國仇況國恥。素衣豆粥哀痛詔，可惜人心呼不起！”(19)在丘逢甲看來，慈禧把持下的清王朝已是腐敗透頂，人心喪盡。在另一首長詩《汕頭海關歌》中，丘逢甲則歷數(shù)了汕頭海關大權旁落、洋貨充斥中國市場、民族工商業(yè)備受摧殘以及帝國主義掠賣華工等種種慘狀，憤怒譴責了清王朝喪權辱國、腐敗無能的丑行。

　　面對列強的進逼、朝政日趨昏濁的現(xiàn)實，丘逢甲開始認識到僅憑少數(shù)志士仁人的奮斗已無補時艱。在這一時期的許多詩作如《晨起所見》、《汕頭海關歌》、《東山感春詩》中，都表達了他喚醒民眾、團結御侮的可貴見解，說明丘逢甲的反帝愛國思想在新形勢下有了新的發(fā)展和可喜進步。

　　更為重要的是，丘逢甲的進化論思想較前有了新的表露：“競爭世界論天演，此去閩中大有人。喚起群龍聽梵唱，諸天同轉法王輪。”(《重送王曉滄次前韻》)這種認識使他激發(fā)起天道輪回、世道變遷的思想火花，從內心深處萌生出向往自由、民主的新社會的思想幼芽(見《次韻答維卿師》、《送謝四東歸》等)。而在一九0一年秋冬寫的一篇銘文中，丘逢甲向往自由民主、反對封建專制的思想芽蘗則表露得格外明顯：“……嗟乎！自秦漢專制之法行至今，其所謂官者，以無限之權偃然民上，于士無所謂禮也，于民無所謂教也，束縛之而已；既愚其民，復忌士之不愚，故于法尤以摧折士氣為事。為士者亦務相竟為俗學以自愚，不復知有圣賢之義，臨小小利害，輒動色相戒，雖君父之難，或棄不顧，不以為非；其稍能自立而思有為者，且群誹而眾咻之，必敗其成而后已。士愚如此，何論乎民，其惑邪說而日為無理之爭也，亦固其所。故昔之所謂文明先進國者，乃今鄙為半開之國。賢者處此，上屈于專制之政，下?lián)嫌诎腴_之俗，夫何能為？然卒不以自餒而自沮者，何也？義之所在，非利害所能動也……。”(20)

　　上述情況表明，庚辛之后，盡管丘逢甲所醉心的救國方案仍然是“興學育才、啟發(fā)民智”，但從思想深處的變化趨向來看，他與康梁保皇派已有相當距離。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變化日益明顯，一九0三年以后，丘逢甲漸有同情反清革命的表現(xiàn)。例如，一九0三年嶺東同文學堂學生響應上海愛國學社鼓吹革命風潮，革命文字見諸國文課卷，丘逢甲不但不加任何干涉，反而為之辯護說：“此天賦人民思想、言論之自由權。”(21)

　　丘逢甲一向關心國事，注意研讀報章，同社會各界人士接觸廣泛，特別是到省垣任職后，置身于廣州這樣一個當時中國政治斗爭的漩渦之中，因而對社會思潮的更替和人心向背的變化以及對清廷腐敗政治的現(xiàn)實，較之在潮嘉地區(qū)辦學時期有了更深切的體察和認識。無疑，這加速了他思想政治立場的轉變。一九0六年冬末，丘逢甲曾對人說：“至保皇之說，非不穩(wěn)健，但時機已過，人心已去清室，康有為等無能為矣！”并斷言：“清室不出十載必亡，但非革命軍攻陷北京，而為各省獨立使之自倒。”(22)這表明，此時的丘逢甲已把他的政治目光投向了新興的政治力量，對康梁的維新保皇事業(yè)已頗表懷疑。

　　庚辛之后，廣東城鄉(xiāng)中不滿現(xiàn)狀的愛國青年受到新思潮的吸引，紛紛奔赴省城或到國外求學，如饑似渴地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愈來愈多的青年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張，投身于反清革命。這些青年仰慕丘逢甲的品格與才華，了解他同情革命的態(tài)度，故而到廣州后紛紛拜見丘逢甲，并得到他的呵護與提攜。據(jù)《丙午日記》記載，僅一九0六年十月這短短一個月的時間里，他會見青年學生或與留日學生書信往來就不下七、八起之多。

　　一九0六年以后，隨著民主革命潮流的不斷高漲，丘逢甲與革命黨人的接觸愈加頻繁密切。據(jù)其子丘琮說：“保皇黨人與同盟會干部和我父親都有往來，不過，戊戌前后和保皇黨人接觸較多，而戊申前后則與同盟會發(fā)生深切關系了。”(23)資料顯示，當時與丘逢甲“深相結納”的著名革命黨人至少有鄒魯、姚雨平、謝逸橋、謝良牧、朱執(zhí)信、陳炯明、林修明、李次溫、黃慕松、鄧鏗、林云陔、溫翀遠、林震、古應芬、高劍父、高奇峰、趙聲、饒景華、葉楚傖、梁千仞等數(shù)十人。其中不少人更與丘逢甲有“師生之誼”。丘逢甲甚至把自己的次女丘琰許配給林震，另一女許配給饒景華之子。

　　如此眾多的革命青年與丘逢甲保持經(jīng)常的、密切的來往，他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熱情時時給丘逢甲以無形的啟迪與感染；從他們身上，丘逢甲看到了國家民族的希望和新時代的曙光。大約在一九0九年前后，丘逢甲的基本政治立場已發(fā)生了質的變化，由一個支持改良的維新立憲派，轉變成為支持、贊助革命的民主革命派的朋友。一九0九年秋，丘逢甲在一首《秋懷》詩中這樣寫道：“滿目洪荒治已遲，誰教天展九年期？玄黃大化無今古，風雨神山有合離，四海畢消蛟蜃氣，九天同拜虎龍姿。書生自作華胥夢，千載何妨此一時。”(24)這首詩的政治意向很清楚：在丘逢甲看來，革命洪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清廷氣數(shù)已盡，不可救藥，無論它如何變換花招，也無法挽回其滅頂之災，一個嶄新的政權必將出現(xiàn)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他要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實現(xiàn)自己多年來“復土雪恥”的夢想。

　　2、掩護、支持革命

　　丘逢甲政治立場的轉變不僅表現(xiàn)在思想言論上，更體現(xiàn)在行動上。在廣州任職期間，他利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與粵省地方上層的特殊關系，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安插、重用了不少革命黨人，掩護、支持甚至配合他們的革命活動，并在他們遭遇危難的時刻，不顧個人安危，盡力營救、保護了一大批革命黨人。例如：

　　一九0七年五月黃岡起義失敗后，粵省當局企圖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實行嚴厲鎮(zhèn)壓。丘逢甲聞訊，急忙從中斡旋，以“防止株連、避免事態(tài)擴展”為由，極力對當局加以勸阻，致使一批革命黨人得以脫逃，幸免于難。(25)

　　一九0八年，梅縣松口發(fā)生進步學潮，兩廣總督張人駿企圖藉機鎮(zhèn)壓松口革命黨人，并奏請停辦全梅學校。丘逢甲獲悉，親往張的住所，說明松口是有名的華僑之鄉(xiāng)，若采取嚴厲措施，影響華僑利益，勢必釀成不良后果，務請其三思而后行。張人駿聽從了丘逢甲的勸告，防止了事態(tài)的蔓延，使松口革命黨人得到保護。

　　一九0九年，嘉應州牧鄒某拘捕了一批進步學紳，丘逢甲又“致過家門而不入，席不暇暖，即出省垣奔走，設法營救”。(26)

　　一九0九秋冬，兩廣方言學堂新任監(jiān)督隗文云，無理將一名深受學生愛戴的進步教員孟聰解聘，引發(fā)了一場大規(guī)模的進步學潮，停課長達三個多月，釀成僵局。該校五00名學生整隊集合，前往總督衙門請愿，一致?lián)泶髑鸱昙桌^任該校監(jiān)督。迫于壓力，兼任兩廣總督的廣州將軍曾祺不得不將隗文云撤職，并接受學生的要求，改派丘逢甲繼任。事后當局開會討論善后處理辦法，有人主張各班班長及請愿代表革除或記過，“以儆效尤”。丘逢甲據(jù)理力爭，說：“學生應懲處，則監(jiān)督不應撤職；監(jiān)督既撤職，則學生不應懲處！”結果沒有一個進步學生受到處分。(27)

　　一九0九年十月丘逢甲當選咨議局副議長后，立即延攬革命黨人古應芬擔任咨議局書記長、鄒魯為書記。爾后，又聘請鄒魯為方言學堂教員；不久，革命黨人朱執(zhí)信因涉嫌革命被廣州法政學堂解聘，“因為丘先生喜歡革命黨人”，鄒魯又向丘逢甲推薦，把朱執(zhí)信聘請到方言學堂任教。(28)于是，朱、鄒二人利用在方言學堂任教的便利條件，向青年學生灌輸革命思想，秘密發(fā)展同盟會組織。(29)與此同時，鄒魯、古應芬和隱藏在咨議局的議員陳炯明，則利用咨議局作掩護，從事秘密革命活動。這樣，廣東咨議局和兩廣方言學堂，事實上就成了當時廣東革命黨人秘密活動的兩個重要據(jù)點。而假如沒有丘逢甲的從中掩護，乃是不可想象之事。

　　一九一0年二月，陳炯明、鄒魯秘密參與了由趙聲、倪映典組織發(fā)動的廣州新軍起義，被廣東巡警道王秉恩查獲。王某攜帶名單到咨議局企圖拘捕陳、鄒二人。丘逢甲正色曰：“陳某、鄒某是我最信任的，假使他們是革命黨，那么我一定也是，如若要按名單捉二人的話，請先從我捉起！”(30)在丘逢甲的庇護下，陳、鄒二人才安然無恙，未遭當局拘捕。

　　在咨議局內部，陳炯明、鄒魯?shù)热诉�在丘逢甲的支持和配合下與封建反動勢力進行合法斗爭，興利除弊、揭露清王朝的腐敗政治，起到了團結、教育民眾，激發(fā)民主意識和促進民主革命潮流前進的積極作用。其中較為典型的事例，是“禁賭”和“振興女子小學”兩案的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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