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下午，兩岸兩個名人在臺北進行了一場沒有交集的“荒誕”對話。一位是最近遭受不少批評“太過矯情”的臺灣名作家龍應臺，一位是《讓子彈飛》再度使他曝光于鎂光燈下的大陸名導演、名演員姜文，他們出席一場名叫《時代/眼光》的演講會，龍應臺任主持，姜文任演講嘉賓。
這是兩個表現方式迥異的人，龍應臺很嚴肅很深沉，姜文很荒誕很嘲諷。當天下午兩人的互動也因此變得“精彩有趣”。
她拋來“眼光”，他就“頭暈”了
開場，作為主持人的龍應臺，按地主之儀把嘉賓姜文贊揚了一番，稱贊他“是大陸演藝人員中產量特別少、影響卻很大的人，這與他的犀利眼光和獨特創作有很大關系”。
姜文沒有順龍應臺的話語進入“眼光”主題，而以習慣性的嘲諷口吻稱 “有點頭暈”。為什么呢？姜文對著龍應臺說，“剛進入會場時，龍大哥把手拍在我后背，感覺你就像《教父》中的大哥，我突然有點暈。”他轉而面對觀眾說，“龍大哥剛才要求我，她提一個問題，我至少要說20分鐘，這也讓我頭暈。”姜文還說，“凌晨四五點送走朋友才睡覺，今天早晨9點鐘就被旅館裝修聲吵醒了，以致現在還頭暈。”
她想要“嚴肅”，他卻來“嘲諷”
姜文生于1963年，1984年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20多年來演出、導演了20多部影視作品，最近兩年作品是《讓子彈飛》和《關云長》，龍應臺試圖從姜文多年創作的心路歷程切入，探究在中國這個時代這個社會，為何能出現姜文這個現象，以此探尋中國的文化土壤和社會改變，這是一個很嚴肅的話題。
龍應臺提問，有人說《太陽照常升起》屬于姜文的自傳，請姜文講述他的成長經歷。姜文調侃稱，千萬別信一個人講他自己，因為當這人講話時，會受到現場時空的影響，《太陽照常升起》他用嘲諷口吻講述了生活的荒誕，是一種內心感受，并非生活中的原版故事。
在他心目中，媽媽是很荒誕的，他從小跟媽媽最多的交流是挨揍，“媽媽把幽默與暴力結合得很完美”。媽媽不僅打他耳光、用棍揍，還找來鉤子、鐵鍋打他，甚至預約時間打，弄得他惶惶不可終日，一心想著要做點什么事讓媽媽開心，好讓她下手輕點。
有一次，媽媽說好了晚上12點揍他，好不容易熬到半夜，以為媽媽忘掉了，正當要入睡時，迷糊中聽到“啪啪啪”的一陣響聲——— 原來是媽媽用厚厚的牛皮帶抽在了自己身上，打一下還問他一聲“錯在哪”，姜文實在想不出自己做錯了什么，就編個做錯的事情，結果編錯了，繼續挨打。
姜文以為，媽媽在荒誕的年代里造成了荒誕的性格，因此也以荒誕的方式教育孩子，孩子長大后，也以荒誕的方式講述過去，就拍成了 《太陽照常升起》，因為荒誕，所以多數人“看不懂”。
她強調“堅持”，他強調“改變”
按龍應臺思維，姜文對藝術一定有個最核心的堅持，才使他以強烈的性格、犀利的眼光，獨行并影響著中國影壇。這個堅持是什么？
可是，姜文沒有給予龍應臺想要的答案。他說，沒覺得堅持什么，自己隨時可以不拍戲，也曾經試了幾年沒拍，并沒覺得難受。“我不把拍戲當成工作、吃飯之類非得要的東西，做導演也一樣，什么時候感覺累就不導戲，當個演員也可以。”
比如為什么拍 《讓子彈飛》，姜文說這是因為別人批評 《太陽照常升起》“看不懂”，他就拍一部“讓人看得懂的電影”算了。《讓子彈飛》是一部很簡單的 “為電影而電影”的片子，而《太陽照常升起》是一部為生活而拍的片子，生活有幾人能懂？所以為生活而拍的片子難懂也就理所當然了。
姜文拒絕“堅持”，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隨時會發生荒誕性的改變。他父親14歲時當兵，向來很嚴肅，但近來這看似根深蒂固的“嚴肅”發生了改變。他開始熱衷玩手機，同時帶兩部，每天也不知跟誰發信息，姜文說經常聽到電話里有一個很圓潤的聲音，姜文豎耳聽，父親在電話里卻“哦、噢、哈……”打馬虎眼給姜文看，然后邊說邊離開了。父親還玩照相機，一天姜文突然發現，劇組的所有女演員全跟父親合影了，她們還一致推薦父親出演劇中角色。
姜文感慨道，他和父親都不清楚，父親下一步該往哪兒走，“這有點復雜”。“生活中陰差陽錯的事情很多，嚴肅的事情非常少，荒誕性是社會根深蒂固與生俱來的東西。”姜文以為，是寫歷史的人把世界寫得“嚴肅”了，既然這社會、這生活是“不嚴肅”的，對藝術又何須“堅持”什么呢？
姜文“荒誕”語錄
●痛苦對我來說沒意思，我改變不了過去，未來也難以改變，最好辦法是拍電影，表達了，把心中的殘留洗干凈了，自己就舒服了。
●我媽在家經常說些奇奇怪怪的嘲諷的話，她一般不看我拍的電影，只看別人的電影，因為她知道我是如何長大的，我一下子變成了土匪，她不信。
●我在拍《紅高粱》時，媽媽看我被另一角色打得很兇，提醒我說這個社會是復雜的，階級斗爭正以看不見的方式來報復了。
●我不是特別喜歡看電影，怕看到不好的電影，我對看電影有一種恐懼感。同時我會反復看一些經典影片。(《海峽導報》 記者 蘭文 文/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