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成立了“聯合探勘探勘亞洲近海地區礦物資源合作委員會”。經過長期勘測及研究，該會于1968年發布研究報告，稱在琉球群島、臺灣至日本本土間的大陸礁層邊緣地帶，黃海及渤海，都可能蘊藏有豐富的石油資源。這一消息震動日本，日本立即采取行動，企圖將釣魚島攫為已有。日本的行動引起中國有識之士的警覺。

　　竺可楨（1890-1974年），著名氣象學家、地理學家、教育家，曾任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浙江大學校長，1949年后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中國氣象學會理事長、中國地理學會理事長等職。文革初期，竺可楨遭到嚴重沖擊。但他不顧年高體弱，堅持工作，關注地理學的新動向。

　　1969年11月4日，北京《參考資料》第43頁刊出“日修機關報公然把尖閣島（釣魚島）群島說成是沖繩縣海區”的消息。11月11日，竺可楨致函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釣魚島在東海大陸棚上”，“國際慣例以海深200公尺以內為大陸棚，毗連國家有權可以在海底開采礦產。而釣魚島與沖繩之間，卻隔有1000—2000米深海，所以從深度和距離看來，釣魚島附近石油開采權統應歸我國范圍。日本覬覦已非一日。”“我們目前雖忙于開發大陸的石油，無暇顧海上資源，但不能不為長遠著想。”建議：“似乎此時我們應作一消息，聲明釣魚島地區油田開采權應屬于我所有，以為日后有必要時作為外交部正式抗議地步。”

　　當時，中國大陸雖然處于文革混亂時期，毛澤東、周恩來對竺可楨、外交部的報告仍然高度重視，交代外交部等部門高度關注釣魚島海域的新情況。

　　1970年5月18日， 《人民日報》刊文《佐藤反動政府玩弄妄圖吞并我釣魚島等島嶼新花招》，指出“釣魚島等島嶼和臺灣一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第一次在釣魚島問題上公開表明立場。

　　竺可楨在常年的教育生涯中，培養了一批地理學、氣象學的青年才俊，其中就包括中國現代政治地理學、人文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的創始人張其昀（1900-1985年）、沙學浚（1907年一1998年）。只是張、沙二人1949年后都去了臺灣。張其昀在臺灣擔任過“中央宣傳部部長”、 “教育部長”等職，沙學浚則任臺灣師范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文學院院長。

　　1970年9月，日本發表“尖閣列島主權及大陸礁層資源開發主權之主張”，妄稱“釣魚島海域屬于日本”。沙學浚很快著寫《釣魚臺屬中國不屬琉球之史地根據》一文，根據大量歷史文獻，指出“六百年前釣魚臺被中國人發現命名，當然是中國領土”，“日人發現釣魚臺說被中國史實、日本文獻否定”，分析了“釣魚臺被中國人不被琉球人發現之原因”，并繪制了《釣魚臺列嶼圖》，對釣魚臺列島各島嶼做進一步的地質研究。該文的主要觀點、引用史料、論證方法為之后40年多部研究釣魚島歷史的著作所引用、效仿。

　　張其昀是蔣介石的心腹，他在公務之余，潛心于國史、國土、國魂的研究。1972年，張其昀為歷史學家楊仲揆的專著《中國·琉球·釣魚臺》一書做序，引用了一則歷史典故：1928年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日本侵略者制造濟南慘案。日本政治家幣原喜重郎在大阪演說，指出“新時代之外交政策，在于經濟上之合作與繁榮，而非土地之占領與擴張”。但日本少壯派軍人一意孤行，于1931年制造了“九一八事變”。當日本一些民眾歡慶時，幣原卻說“日本吞下一個炸彈”。張其昀借此指出， “世變滄桑，曷勝感慨。前事不忘，后世之師”，他警告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竊占中國的固有領土釣魚島，等于“日本又吞下了一個炸彈”，將再次坑害日本人民。

　　張其昀、沙學浚與恩師竺可楨選擇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們在海峽兩岸不約而同地上書著文，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在竺可楨等人的努力下，1972年10月，新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明確將釣魚島海域劃人中國版圖，并用大字標出。1972年后，臺灣出版的地圖也明確標出釣魚島不屬于琉球群島，而屬于臺灣省宜蘭縣。這一系列行動對于維護釣魚臺列島屬于中國的一部分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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