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5年10月高捷弊案爆發，我以3000美元買到陳哲男在韓國濟州島賭場照片，并在TVBS“2100全民開講”節目上公布后，揭弊打貪便成為臺灣政治里不可或缺的元素，這股浪潮一直到2006年百萬紅衫軍反貪腐，以及扁珍“國務機要費弊案”被起訴，達到空前的高潮。
2007年初我入獄，出獄后助國民黨在2008年取回執政權，之后陳水扁父子海外貪污洗錢案東窗事發，揭弊打貪幾乎與臺灣政治畫上等號，即使在2012年的“大選”中，仍以我揭發蘇嘉全的“農舍案”及蔡英文的“宇昌案”為最高潮，而蔡英文也因弊案糾葛而開高走低，終致兵敗落選。
然而在選后一反選前的熱議高調，不管是“農舍案”或“宇昌案”都明顯沉寂下來，不僅未見檢調有任何動作，連輿論也鮮見討論，倒是充滿著對新“內閣”改組的吹捧揄揚，這種氛圍對這些弊案的揭發者而言，乃“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心理沖擊。因為開始有質疑的聲音出現，認為揭弊只是“大選”時政治攻防的工具，而我也被矮化成政黨為特定目的之打手，使揭弊打貪的社會正義功能蕩然無存。
其實我在2005年啟動揭弊腳步之初，本想堅持無黨籍身份，后來因陳水扁連番政治追殺迫害，我才在連戰的力邀下加入國民黨。即使有了政黨身份與包袱，我揭發的弊案仍力求拋棄政黨色彩，而且大多選擇TVBS“2100全民開講”的平臺，以避免被批評在“立法院”享受“言論免責權”的爭議。
我這種力求使揭弊純凈的努力，就結果來看是失敗的，因為在非“大選”期西線無戰事時，提供弊案數據與線索的動機缺乏，我也很少收到有用的揭弊題材，再加上我因家庭、年齡問題也變得較為疏懶，因此揭弊又變成在“大選”時才密集出現的表象，很多人不明因果便將我的揭弊窄化成“為‘大選’而揭弊”，我即使心中郁結也無可奈何！
基于此，我高度期望馬英九連任后，尤其新“內閣”已各就定位后，應將“大選”時牽涉的弊案加緊追查，尤其是牽涉到民進黨正副候選人的“宇昌案”及“農舍案”，更應給社會明確的交代，還原事件的真相，這不叫“政治追殺”或“秋后算賬”，而是使揭弊打貪的正當性得以彰顯，也可還我揭弊主角的社會公道。
（導報特約撰述人、臺灣“揭弊天王”邱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