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意味著要以理性之心、文明之心來對抗人性中生就存在的私心和偏心，公正的艱難在于，要與每個人心中的偏私本性作對，因此僅靠人性自覺是難以實現的。所以人們渴望用整體社會的公正力量來制約某些個體的偏私邪念，使公眾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不因某個人的自私而使大眾權益受到侵犯。正因此，社會的公正才顯得如此重要。

　　而為了實現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歷史上的為政者都在不斷地思考著、不停地努力著。從戰國開始，荀子告誡人們“公生明，偏生暗”；到晉代傅玄寫下“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及至唐代房玄齡說“理國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又至宋代蘇軾作文寫“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乃至明代方孝孺所云“公其心，萬善出”；再到清代王夫之所言“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這些歷史上的王佐之才與學者大家，無一不把社會的公正看做是治國之要、興國之道。

　　所以說，呼吁和構建一國之公正，這是歷朝歷代的為官者與為民者、施政者與受政者共同的社會理想，是中國歷史如同接力棒一樣不輟探索實踐著的思想傳統。

　　（二）人心公正

　　制度的公正，是全社會的理想，但這樣的理想社會不是輕易能夠實現的，所以才會有歷史上那么長時間里的那么多政治家都在不斷論述著這個問題。那么，當制度公正未能圓滿如愿的時候，人們在生活中該祈求于何方的公正呢？這個時候，中國社會里的輿情就發揮著極大的作用，輿論的公正、人心的公正，在補充著制度公正的缺漏。

　　所謂“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唐代名相姚崇就說“心茍至公，人將大同”，很多人和事，在當時的法令制度中、在當時的官方制裁下不能得到公正的審判，然而是民間給予了它們公正的對待。

　　比如南宋時期的抗金名將岳飛。由于宋高宗政權希望能與金國進行罷兵和議，便必須按照金國意愿殺掉一力主戰的軍事將領岳飛，因此，已經收復了部分山河的岳飛及其長子和將領全都被殺。悲嘆“十年之力，廢于一旦”的岳飛，雖然他的精忠報國未能換來朝堂法度的公正相待，然而卻博得了廣大民眾的擁戴。早在為岳飛定罪之時，眾多臣僚就為他力辯，聲討著以“莫須有”理由論處岳飛三人的秦檜，說“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而眾多的軍民百姓，更是為岳飛悲泣鳴冤，從后世多處可見的岳王廟和大存世量的紀念詩詞，都可以看出民間力量對正義的維護、對英雄的歌頌。正如岳飛在供狀上留下的八字絕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二十年后，宋孝宗為岳飛平反，重新禮葬，后來南宋朝廷又對他多有追封，這份史稱“千古奇冤”的莫須有之罪，終于在公正的呼聲中得到了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