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軍人家庭的亓樂義，一直對國共諜戰的歷史感興趣，他說他要給兩岸觀眾寫出一部更精彩的《潛伏》續集。
1983年4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破獲一起特務案，潛伏大陸的國民黨情報局華北地區特派員、北平站站長李家琪（右二）被捕。本報資料圖
【編者按】
從上個世紀80年代末開始，亓樂義就一直擔任臺灣《中國時報》駐大陸記者，在大陸斷斷續續工作的時間已有近20年。出身軍人家庭的他一直對國共諜戰的歷史感興趣。今年4月中旬，大陸一家媒體約請亓樂義寫一篇關于電視劇《潛伏》的評論，不好推辭，他趕緊連夜將《潛伏》瀏覽了一遍，“沒想到看完之后，卻萌發了為《潛伏》寫續集的想法。”亓樂義自信只要有市場需求，他可以給兩岸觀眾寫出一部更精彩的《潛伏》。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方輝發自北京 對于亓樂義來說，與《潛伏》結緣純屬偶然，他坦承，如果不是有媒體向他約稿，可能現在也沒有看完這部片子。
“沒想到看完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我對大陸諜戰劇的固有印象，而且我還有很多的感觸，甚至萌發了為《潛伏》寫續集的想法。”
不過在亓樂義看來，有血有肉的諜戰劇可以還原歷史，但歷史上真實的國共諜戰，要比戲劇沖突更為精彩。
自小的諜戰情結
亓樂義的諜戰情結與他的成長經歷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亓樂義1959年出生在臺灣的一個軍人家庭，父親是1949年隨國民黨敗退到臺灣的軍官。父親去世后，他被當局安排到了一所“功勛子弟學校”讀書。
據他回憶，這所學校的學生均為“為黨國獻身者”的后代或親屬，“很多學生都出自軍情系統家庭”。
亓樂義告訴記者，身處那個年代，能切身感受到諜報戰的風云變幻。他的許多同學都有這樣的經歷：父親被派到大陸從事間諜工作，然后失去聯系，過一段時間就會被宣告“去世”。“但事實上，許多人只是被大陸抓住了，并被有死。”亓樂義告訴《國際先驅導報》：“我有3個同學的父親就是這種情況，在讀小學的時候他們因父親‘為國獻身’而來到我就學的學校，但到了初中，這些父輩卻被大陸放回來了。”
成長于這樣的環境，亓樂義自小對國共諜戰這段歷史有種莫名的好奇。
諜戰主題因時代而變
亓樂義認為，國民黨對共產黨的情報戰可以分為3個階段：1949年之前，國共諜戰完全為你死我活的斗爭服務；1949年到20世紀70年代，國民黨一直致力于反攻大陸，諜戰主要是為此作準備，“包括不斷派人到大陸進行‘敵后布建’和組織策反”；1979年大陸開始對臺灣釋放善意，臺灣方面對大陸的諜戰開始由純軍事向政治、經濟、科技等各領域轉變，“關系緩和了，但情報的內容變多了”。
據亓樂義研究，臺灣情報部門的情報人員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所謂編制內的，即受過嚴格訓練，實施長期潛伏，有隱秘的聯絡渠道；另一類是外圍的情報人員，這些人不屬于臺灣軍情系統的編制，各方面的保障也沒有。“這些人的技術和素質都比專業的差很多，因此容易被發現。”亓樂義說：“第一類人即使被抓，只要能回臺灣，依然會被當作正常退休人員對待，生活有著落。但第二類人就差很遠了，有的被關押多年出來后回到臺灣就變得一無所有了。”
“帥哥美女”擔不了重任
對于現在越來越多的諜戰劇大量使用美女帥哥的現象，亓樂義認為不符合事實。在他看來，外表俊朗的帥哥和性感迷人的美女擔當不了“潛伏”的重任，因為他們的外表太過扎眼。而真正執行潛伏任務的特工大都是其貌不揚，放在人堆里就找不到的那種人。
“以前有一位情報界的朋友曾親口告訴我他們挑選特工的標準，首先卡掉的就是那些能吸引人眼球的人。”亓樂義說，“走進一間坐滿100人的教室，教官首先會將太高、太白、太胖、太瘦的人‘請’出去，然后才是從個人能力上進行考察。”
亓樂義對電視劇《潛伏》中男女主角是比較認可的，至于有人說余則成長得不像共產黨員，亓樂義哈哈大笑，“共產黨本來就沒有固定的模子，而且余則成原來還是軍統的人，怎么可能像共產黨呢？要真是一看就像共產黨，他早就被除掉了。”
不過，對于諜戰經常涉及的“美人計”，亓樂義有自己的見解。在他看來，“美人計”分兩類，一類是長期潛伏，接近核心機密，這一類的女特工一般是有知識有思想，還有幾分姿色，年紀不會太小，一般會瞄準身居高位的人。另一類“美人計”則是需要出入各類社交場所，完全靠容貌和身材吸引人，“這類美女一般只能迷住一些下層官員”。
“當然，影視的表現形式難以準確表達諜戰的驚險和微妙，幾年、幾十年的潛伏只用幾十個小時來表現，只能是濃縮，把觀眾的注意力吸引到有收視號召力的演員身上。”亓樂義認為，現在是市場決定一切，觀眾喜歡帥哥美女，即便是違背歷史也無妨。
《潛伏》符合歷史事實
相對大陸火熱的諜戰影視市場，臺灣類似題材的電視劇則很稀少。
他認為，相比大陸觀眾對過去歷史的熱情，臺灣觀眾的關注點更分散，當制片人看不到一定的市場預期，就不會拍攝。亓樂義說，在國民黨退到臺灣很長時間里，諜報方面的資料和信息確實是保密的，但現在就不同了。
在亓樂義的印象中，臺灣拍攝的諜戰主題片以《長江一號》最為出名，它描述的是國民黨與日本人的諜戰，也算是國民黨情報系統可書可寫的一部分。對于國共之間的諜戰劇，基本上沒有。“這里面也有一個感情的問題，作為一個失敗者，國民黨失去了那段歷史的話語權，臺灣的新生代又不關心那段歷史。”
亓樂義告訴記者，現在大陸的影視劇在臺灣越來越受歡迎，《潛伏》在臺灣就有不錯的市場，如果將來觀眾市場明確了，相信也會有臺灣制片人拍攝這樣的片子，不過角度可能和大陸不一樣。
“就我的感受來說，《潛伏》這樣的戲是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歷史，至少從我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很多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是符合事實的。而且對余則成這個人物的安排，也很有獨到之處，原本是軍統特工的他因為目睹了現實和軍統的腐敗而被策反成為共產黨的潛伏人員，這看似富有戲劇性，但卻反映了那段歷史。”
“國共諜戰不分高下”
國民黨退守臺灣后，曾有人說“如果戴笠不死，國民黨不會被共產黨打敗”，對此，亓樂義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國民黨到臺灣后對丟失大陸的反思是深刻的，蔣介石歷來重視情報系統，但要將國民黨的失敗完全歸咎于情報就顯得太幼稚了。
“但國民黨最后還是失敗了，我們不能說國民黨的諜報系統不發達，也不能否認共產黨在各方面的條件都不如國民黨，但歷史就是歷史，不可以尋找牽強的理由。”亓樂義認為，大的時代不是一兩條情報能夠決定的，情報戰在歷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國共歷史不是由情報決定的，國共力量的此消彼長是由民眾選擇的，正應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古訓。”
不過，亓樂義并不否認情報在關鍵時刻的重要作用，他提到像錢壯飛(1929～1931年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那樣的特工，以一個情報挽救了當時的中共中央，足以載入史冊。對于國共在情報戰領域的高下，亓樂義覺得不能從結局推斷過程，“任何事情都是有得有失，有勝有負。”
在亓樂義看來，現在兩岸關系越來越好，今天的國共關系已今非昔比，看這些諜戰劇絕不是為了記住仇恨和煽動情緒。亓樂義說：“對于現在而言，諜戰的勝負已經成為歷史，未來的兩岸關系才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