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開啟了西藏歷史新紀元
——藏學專家談西藏民主改革歷程和
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重要意義
新華社北京1月21日電（記者 譚浩）50年前的雪域高原，發生了一場舉世矚目的社會大變革－－
1959年3月，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為維護西藏封建農奴制發動了全面武裝叛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廣大農奴迅速覺醒，積極支援人民解放軍平息了叛亂。
此后，一場民主改革運動，如燃燒的烈火，徹底焚毀了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百萬農奴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民主政權。從此，西藏歷史翻開了新篇章，為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開辟了康莊大道。
為了紀念這一段難以忘懷的歲月，西藏人大表決通過，把每年3月28日設為“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提醒后世勿忘歷史。
廢除農奴制是西藏歷史進步的必然要求
“能帶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腳印。”
這句諺語是1959年之前西藏農奴悲慘命運的真實寫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民族發展研究所名譽所長張羽新告訴記者，當時的西藏地方上層建筑是“政教合一”的三大領主（西藏地方政府、貴族、上層僧侶）聯合專政，有一整套的專政機器－－軍隊、法律、法庭、監獄等。
“農奴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可以任意對農奴打罵和處罰，甚至割舌、挖眼、砍手、剁腳等極為殘酷野蠻的刑罰。”張羽新說，1959年之前的西藏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農奴，在通過放高利貸等直接進行經濟剝削外，有的寺廟還設有監獄、法庭，以及各種刑具，可以隨意濫施酷刑、掠奪民財、奸淫婦女等。
西藏山南地區乃東縣昌珠鎮凱松居委會，就是西藏民主改革前的凱松莊園，是跟隨達賴出逃境外的大農奴主索康·旺清格勒在西藏山南地區的6個莊園之一，凱松的村民都是原來莊園里的農奴。
“全莊園除兩三戶人家外，其余都陷于赤貧狀態，那時，全莊園沒有一個不赤腳的婦女，沒有一戶人家有足夠的鹽茶吃，到處是一片蕭條的景象。”這是新華社記者郭超人筆下凱松莊園民主改革前的情形。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忍無可忍的農奴們曾發動了上百次小規模的暴力反抗，但都一次次失敗了。著名藏學家東嘎·洛桑赤列活佛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西藏地方廣大農牧區的農奴反抗和逃亡的事件也連年增多，許多原先村落繁盛的地區變得荒涼頹敗，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已像油盡的燈火一樣走向沒落。”
在很多藏學專家和史學家看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是西藏貧窮落后的根源，不廢除，廣大僧俗群眾將永遠在水深火熱之中煎熬，西藏也不可能走上文明、進步、富強的康莊大道，更不可能實現民族間事實上的平等。
“然而，在西藏和平解放后，黨中央沒有馬上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對此，張羽新表示，這是因為還有不少西藏上層人士對民主改革心存疑慮，擔心其政治、經濟利益受影響；不少僧俗群眾也有沉重的、歷史形成的心理負擔，對民主改革也需要一個了解和認識過程；特別是西藏上層人士中的親帝反動集團不斷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騙群眾，挑撥民族關系所造成的民族誤解，一時還難以消除。“所以，在實行改革的社會條件還不成熟時，中央采取了‘慎重穩進’的方針，即對西藏的改革既‘不加強迫’，也不消極等待，更不急躁冒進，而是積極創造條件，穩步前進。”
但是，西藏上層中的少數反動分子則陽奉陰違，施展一切陰謀手段妄圖阻止民主改革。在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地方政府中掌握實權的魯康娃、羅桑扎西等，公然組織偽“人民會議”，破壞“十七條協議”的執行，唆使流氓、壞分子圍攻中央駐藏代表和解放軍駐地，襲擊反帝愛國人士，企圖挑起內亂。
在這種形勢下，黨中央對西藏的民主改革被迫提前進行。張羽新向記者訴說當時的情形－－
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實質上成了西藏自治區統一的人民民主政權。
“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講，民主改革是西藏社會發展不可逆轉的歷史必然。”在張羽新看來，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必然走向滅亡；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百萬農奴，為了爭取生存的權利，不斷奮起反抗、斗爭，同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的影響下，他們的民主革命意識開始萌芽。特別是“十七條協議”簽訂、解放軍和工作人員進藏后關心群眾疾苦的模范行動，使廣大農奴受到了啟蒙教育，民主革命意識逐漸增強，自我解放的覺悟不斷提高，終于匯成了沖垮封建農奴制的滾滾巨流，這是西藏民主改革最主要的動力。
民主改革開創了西藏歷史新紀元
這是西藏歷史上感人的一幕－－
在1960年秋天，20萬西藏農戶歡天喜地拿到了土地證。得到了自由和土地的人們圍繞在熊熊篝火旁，日以繼夜地歌舞狂歡，歡樂的淚水浸濕了他們的氆氌衣衫……
據張羽新介紹，改組后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堅決貫徹中央“邊平叛邊改革”的方針，團結帶領百萬農奴展開氣壯山河的民主改革運動。在民主改革中對參加叛亂或沒有參加叛亂的區別對待－－對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沒收其占有的生產資料，無償分配給農奴和奴隸，并進行批判斗爭和法律制裁；對沒有參加叛亂的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的生產資料，由國家贖買，然后分配給農奴和奴隸。
“對他們保護過關，并且不降低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在叛亂了的農耕區實行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雙減（減租減息）和土地改革；在沒有叛亂的地區實行雙反（反烏拉、反奴役）雙減（減租減息）；在寺廟開展三反（反叛亂、反奴役、反封建特權）、三算（算政治迫害賬、算等級壓迫賬、算經濟剝削賬）；在牧區開展三反（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和兩利（牧工、牧主兩利）。”張羽新說，經過2年多的斗爭與艱苦工作，民主改革終于取得了偉大勝利。
民主改革開創了西藏歷史新紀元，更打開了西藏和全國人民一道奔向現代化的大門－－
通過民主改革徹底廢除了萬惡的封建農奴制，掃除了西藏社會發展的最大障礙，鏟掉了外國侵略勢力同西藏少數上層分裂主義勢力相結合圖謀“獨立”的政治基礎－－三大領主專制；建立了黨領導下的人民政權，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當家作主，極大地鞏固和加強了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團結；
在血淚中苦苦煎熬的藏族僧俗群眾，煥發了健康向上的勃勃生機，被束縛的生產力獲得解放，經濟迅速恢復發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切實保障，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得到繼承和弘揚，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中央加快西藏經濟建設，使西藏人民盡快富裕起來。
……
50年彈指一揮間。西藏的民主改革，經過歷史的檢驗，越來越證明它對西藏社會發展產生的巨大歷史影響。
民主改革初期，長期的壓抑使一些翻身農奴竟失去了當眾表達自己意愿的語言能力。當家做了主人后，他們想把心里話兒說出來，一時間，就對著扎起的草人，一遍遍地練習開口說話。
酸楚的故事折射出這樣一個道理－－
失去了做人的權利，人不如牛馬；一旦人的尊嚴與自信回歸這些差巴、堆窮、朗生的心上，他們能用自己的勤勞與智慧創造美好的明天。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辦公室主任廉湘民說，通過民主改革，鏟除了封建農奴制的上層建筑，廢除了三大領主對全部生產資料、社會財富和農牧民人身的占有和奴役。廣大農奴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確立了農牧民的個體所有制，百萬農奴得到徹底翻身解放，成為國家、民族、社會和自己命運的真正主人。藏族人民長期被禁錮、壓抑的聰明才智得到發揮，大批行政管理和其他各類專門人才迅速成長起來。
“也正因為民主改革廢除了三大領主專制的封建農奴制，西藏廣大僧俗群眾才獲得了真正的信仰自由，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弘揚。”張羽新表示，民主改革以前的舊西藏，有大量農奴出家為僧尼，人數約12萬，其中大多數是被迫去支僧差或為生活所迫，而并非出于個人信仰。“民主改革后，在廢除上層僧尼的政治、經濟封建特權，實行政教分離的同時，中央政府再次重申要‘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俗習慣’，廣大僧俗群眾才真正有了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張羽新說。
正如一些正直、不帶偏見的外國學者所說的：這對西藏廣大僧俗群眾來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解放。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教授吳天威博士，全面考察了西藏民主改革后的發展變化，深刻指出：“對廣大的西藏人民用委婉的術語‘解放”，比用于中國的其他民族更為恰當。”
“這一天，值得西藏人民永恒銘記”
對于很多上了年紀的西藏人來說，3月28日是個大日子。
“經歷過苦難，沒有人愿意再回到那段黑暗的年代中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科研辦公室主任廉湘民說。然而，他認為，現在有不少年輕人對那段歷史很不了解。“去年‘3·14’事件的參與者中，就有不少是不明真相的年輕人。”
“如果他們了解舊社會的苦難，就會更加珍惜現在的幸福生活。”在廉湘民看來，這就是為什么要設立這樣一個紀念日的原因。“紀念日將讓人們牢記，西藏曾有這樣一個時代。在農奴制度下，根本沒有達賴喇嘛不斷美化并贊頌的天堂。”
廉湘民把“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比作美國的9月22日。1862年的那天亞伯拉罕·林肯總統推出了《解放黑人奴隸宣言》。“但是所不同的在于，解放后的農奴擁有了選舉權。”他說，在美國，100年以后黑人們還在為自己爭取選舉權，于是馬丁·路德·金發表了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對西藏而言，民主改革意味著西藏人權得到保障，意味著社會制度的跨越式進步。
“西藏百萬農奴獲得解放、實行民主改革這一事實，不僅值得西藏人民紀念，也值得全國各個民族共同紀念。”廉湘民說，我們只有正確對待、認識歷史，才能珍惜現實，走向未來。
一些藏語言學家表示，過去的藏語詞匯只有“主”和“奴”而沒有“人民”。民主一詞也是在1959年以后才誕生的。現在如果認真統計一下，藏語詞匯在半個世紀里有了不少新成員，特別是近些年來，藏語中增添了科學、律師、行長、經濟、股票以及市場經濟等眾多的新詞匯。而在這每一個詞匯的后面是一支支現代專業人員隊伍。
過去的50年里，整個藏民族的命運發生著巨變。
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列確認為，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對于西藏廣大干部群眾飲水思源，進一步增強愛黨、愛祖國、愛新西藏的感情，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同時對于進一步揭露達賴集團的反動本質，深入開展反分裂斗爭有著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此外，設立紀念日對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進行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教育，牢牢占領社會主義思想文化陣地也十分具有意義。”列確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