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生：洪仲丘之死暴露了臺灣民主的弊病
上周六臺北民眾身穿白衫、走上街頭為臺軍下士洪仲丘申冤，喊出“要真相、要懲兇”的口號。華廣網7日刊載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張文生的評論文章指出，洪仲丘之死暴露了臺灣民主的弊病，這種景象，不能不說是臺灣民權高漲的產物，也是臺灣民眾維護自身權益意識的強烈反映。
全文摘編如下：
8月3日，在臺灣一個小兵洪仲丘被凌虐致死一個月之際，臺灣民間社運團體“公民1985行動聯盟”發(fā)起了大規(guī)模的白衫軍抗議運動，25萬人齊聚臺北街頭，喊出了“要真相、要懲兇”的口號。這種景象，不能不說是臺灣民權高漲的產物，也是臺灣民眾維護自身權益意識的強烈反映。
與過去的社會運動比較起來，這次群眾街頭聚集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第一，是所謂的群眾運動的自發(fā)性，主要是由民間社運團體進行組織動員，雖然在運動現場似乎“反馬”的民進黨“立委”明顯比執(zhí)政的國民黨“立委”受歡迎，但政黨、政治組織介入和操縱的影子并不明顯。第二，是動員方式的網絡化。這次臺北街頭群眾聚集的動員方式不是依靠組織動員，也沒有更多前期的輿論宣傳的動員，更多是依靠網絡信息傳播的新型動員方式。第三，是運動主體的年輕化傾向。參加這次街頭聚集的各年齡層的群眾都有，但是以20多歲、30多歲年齡層的年青人居多，這是因為年青人多數是剛服過兵役，或將要服兵役的人，對臺軍中漠視人權的狀況具有更加切身的感受，而且也更能夠接受網絡化的動員方式。
25萬人走上街頭，這是出乎意料的，這反映了臺灣民眾的怨氣已經不是一朝一夕醞釀的。小兵之死只是一個導火索，失落、不滿、無望、怨懟等等負面情緒已經成為臺灣社會的流行病。臺灣社會走過了上世紀70年代“臺灣錢淹腳目”的黃金歲月，經歷了80年代風起云涌的民主運動，90年代以后本土化、多元化興起，“臺獨、分裂”活動愈演愈烈，進入21世紀，政黨惡斗、經濟衰退、貧富分化已經成為臺灣社會無法扭轉的沉淪趨勢，臺灣民眾的失落感越來越強烈。同為中華民族的大陸經濟在高速增長，而臺灣經濟則淪為“四小龍”之末；臺灣年青一代不僅面臨高房價的壓力，而且面臨22K的待遇，還有高達13%的失業(yè)率的威脅。不滿、怨懟因小兵之死而爆發(fā)，“公平正義”取代了“民主進步”成為社會運動的新訴求。
面對群眾的吶喊和社運團體的三項明確要求：啟動特偵組徹查洪仲丘命案；組成“軍事冤案調查委員會”調查歷年軍中冤案；承平時期“軍法”應全面回歸“司法”。臺灣當局迅速作出了回應：成立“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推動“軍審法”修法；徹底檢討軍中人權制度等等。但是相關的改革恐怕一是緩不濟急，二是治標不治本。尤其是社運團體提出“承平時期軍法應全面回歸司法”，涉及“軍事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并非一件簡單的事情。臺灣軍方許多人對于“軍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也持有不同意見，改革之后“軍事司法體制”及人員如何調整？承平時期與戰(zhàn)時體制如何銜接？“普通法院”及“檢察系統(tǒng)”如何適應軍隊文化？這都不是單純的制度改革所能解決的，也不是倉促之間所能完成的，更來不及應付小兵之死的個案，一旦新制度適應不良，軍方抱團抵制普通“司法”的狀況，難免仍會出現誤判、錯判、冤案的情況。結果就如同臺灣社會備受批評的教改，整整一代人成為改革試驗的白老鼠，初衷良好的改革只落得失敗的結局。
針對小兵之死個案的回應和“軍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也無法平息廣大民眾蓄積已久的不滿和怨懟。臺灣民主的發(fā)展已經進入了無法自撥的死胡同，個別舉措和個別改革，改變不了臺灣社會的政黨惡斗、經濟衰退、貧富分化的沉淪趨勢。在臺灣民主發(fā)展的進程中，少數政治人物和個別政治勢力給臺灣社會帶來“認同分化”的“臺獨、分裂”問題，這個問題的存在窒息了臺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fā)展的空間，使臺灣的年青一代失去了目標，沒有了理想。從目前來看，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陣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而以民進黨為首的泛綠陣營則只會加劇這個問題的惡化。無論國民黨當政，還是民進黨當政，臺灣民眾的失落、不滿、無望、怨懟等等負面情緒都無法消除，還有可能加劇。小兵之死暴露了臺灣民主的弊病，小兵之死也反映了臺灣社會無可奈何的失落情緒。（張文生：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