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絕唱不息，一生嘆息不止；一隅思戀不誤，一冬離殤不休。生命總有歸期，肉體終會在冬去春來中趨于腐壞，緬懷總表現出語言的蒼白和活人的無奈，可是情感總容易在看透與痛感中形成悖論。

　　隨著鄉愁而飄零的生命不會為自己的軌跡哀悼，因為一切認知已經化為普世的關懷，滯留的情感不是對意義質詢，而是為了成全一個時代的召喚，不是沒有歸期，只是想象的歸期從來不是簡單你或者我的歸期。從來沒有把詩情束縛在語言的牢籠中，情感的和鳴永遠是為了唱響一種明朗的意識。站在船頭遙想一種懷抱的溫暖，歸來希望在母親河畔舞出久久的想念。

　　海德格爾言“詩人的天職是返鄉”，余光中是帶著忠誠的情感，返回故鄉的實踐者。返鄉，并非簡單意義上的回歸故土，更是一種精神的扎根，詩意的棲居無知者無畏，靈魂的還鄉是治愈文人空虛、失落與幻滅情感的良藥。他的鄉愁不僅是對精致文化的留存，更是對生命的呼喚與救贖。他是一個把力量化入骨髓的勇者，在特定時候能發出怎樣震撼的聲音，一句“這頭”“那頭”，成為信念伊始的源頭，也產生了跨越時代的影響。作為中國新文學的精神先聲，他認為互相影響原是文化交流所必有的現象，文學是全民族生命的表現，而生命是逐漸生長的，必有歷史的連續性。所以，他對“命運感知”與“民族情懷”、“西而不化”與“西而化之”進行了詩意的整合，對“中國新文學”建構的價值期許進行了自覺的反思和積極警醒。他對“現代”如何接續“傳統”的問題進行了審美地考量，審視“現代人文精神”建構的可能途徑。這種冷靜而睿智的自覺反思背后是其潛意識里對中國新文學之價值建構的深度期許。民族視野不能述盡他的野心，世界情懷才能容下他對存在之思的眷戀，這是一代人或者幾代人都難以望其項背的事情。

　　他在文學中尋尋覓覓，在情感世界中真誠坦率，把文學表達作為其思想的載體，通過鄉愁意識與尋根情結訴諸文化的同一性，在同一性的表達中沒有忘卻在現代性的興頭上，碎片化的潛質給時代下了迷藥。他對民族性與世界性的思想動向的觀照，在特定的年代產生了日月般的人文效應，同時，這種關于異質化對同質化構成潛在威脅的考量，也成了余先生精神留給后人的憂思和焦慮。影響的焦慮從本質上來講是文化的再生，只不過這種再生是一種超越性的新生。余先生的離開在歸根意識的融合與重生中留下了空白之頁。

　　斯人已去，勿忘的念頭不是為了某種特定的崇拜，因為留下的是永恒的使命和不朽的事業，也是一代代人對影響的焦慮。（作者：溫天鵬，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