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北京大學新聞網消息，北京大學31日授權北大新聞中心，發布關于“鄒恒甫微博”所涉及內容的第三次聲明。聲明稱，北大已起訴鄒恒甫，起訴書已于本日遞交法院。聲明指出，自8月21日鄒恒甫微博發出涉及北京大學的內容之后，北京大學紀委監察室成立專門調查組，嚴肅認真調查核實，并期待鄒恒甫提供具體證據。時至今日，鄒恒甫仍未能提供任何證據。（8月31日中新網）

　　如今，率直敢言的鄒恒甫因微博舉報北大家丑而可能對簿公堂，如果鄒恒甫不能及時提交舉報內容的相關證據，他將陷入的困境可想而知。就鄒恒甫事件而言，縱然微博舉報可能并不需要如山的鐵證,但是如果缺乏基本的事實依據作為依托,其風險就不可避免。

　　隨著信息技術的革新，極大程度地拓寬了輿論監督的路徑，也簡化了傳統監督舉報方式的繁瑣程度，無論是名人還是普通民眾，都可以借助網絡平臺揭丑爆料，簡便的監督方式讓所有人都可能成為監督者和被監督者。但是，監督舉報方式的轉變，監督者、舉報者責任和義務的離析、界定，相較傳統監督方式而言也可能變得模糊、復雜。

　　鄒恒甫舉報北大內丑，確實引起社會軒然大波，剎霎時間公眾、社會對北大質問聲不斷，北大及其相關當事人更是措手不及，頓時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人人自危。但是，隨著北大單方面組織進行調查的深入，而鄒恒甫又未能進一步提供舉報佐證，這正是如今鄒恒甫陷入窘境的根本原因。其實無論鄒恒甫舉報北大的目的何在，如果他能夠提供充分的證據說明事實，相信此次微博舉報將成為輿論監督的成功范例。

　　其實，不管輿論監督方式如何更新，無論是微博還是網絡，都只能作為一種監督工具，重事實、講實據的監督舉報原則始終不可違背，也是監督舉報者自我保護、尊重他人的負責任的表現。微博這種新興的公共平臺，尤其是名人微博，更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大眾媒體，就像鄒恒甫，他的任何一條言論，都可能引起成千上萬的網民關注，根本不亞于一個傳媒機構。如果不負責任、缺乏事實依據地傳播信息，很可能給他人造成難以彌補的困擾甚至傷害。

　　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應當充分鼓勵輿論監督舉報，但是也同樣重視個體的權利和義務，如果監督舉報缺乏真憑實據，那就更需要謹言慎行，避免中傷誹謗他人，也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其實當微博形成相當規模之后，就不再是一種簡單的表達和發泄方式，微博言論就不能再僅憑自己的好惡任意而行，它可能引發的強大效果更需要所有人慎重和警惕。尤其是利用微博監督舉報特定對象時，更需要謹慎的態度和重證實據，否則必定害人害己。（中國臺灣網網友：余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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