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北京國安足球隊的球迷，很小的時候我就在工人體育場門口嚴肅地思考過一個問題——到底應不應該熱情洋溢地用“京罵”問候客隊？

　　后來我發現，無論是足球王國巴西，還是足球發源地英國，球迷爆粗口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它們甚至成為比賽的一部分。后來，我發現了一篇對于著作《臟話文化史》的書評：“本書對臟話研究詳盡，引人入勝，筆調幽默，充滿有趣的歷史和好笑的軼事。若要在此引用例句，恐將難以避免用上不雅之詞，所以各位還是快去買這本他媽的書吧。”

　　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原來臟話也是一門學問。這本書的作者，澳大利亞語言學家魯思·韋津利就提到，北美有家名為“咒罵控制學院”的機構，這些人認為咒罵一無是處，并舉辦課程，教人如何避免飆臟話。只要交一筆費用，就可以學習“馴服口舌的10大秘訣”。而一個叫奇普·洛的美國人主張嚴肅對待臟話。他甚至創辦了“凸顯不良詞語協會”，“致力于教育人們如何正確地使用罵人的詞，歡迎罵人達到一定水準的人免費入會”。

　　科學家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美國心理學家蒂莫西·杰認為咒罵是人類的原始本能，甚至是人類靈魂的止痛劑。他舉例說，一些老年癡呆癥患者雖然連親屬的名字都忘記了、詞匯量也大幅度減少，但說起污言穢語毫不費勁兒。

　　一些神經科學家發現，盡管臟話也是一種語言，但是人類加工臟話并不在“高級”的大腦皮層，而是在“低級”的功能區，當人們說臟話時，大腦中主管情緒活動的部分即額葉系統會被激活。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當人們開車遭遇馬路殺手時，說的臟話往往要比平時多得多——這無疑是最簡單的舒緩情緒的辦法。

　　2011年，英國基爾大學的理查德·斯蒂芬斯教授進行了一個實驗：兩組實驗對象把手放進冰水里，一組可以大聲咒罵，另一組則不能出聲。然后兩組人員交換位置，體驗對方的處境，再分別測試他們忍耐的時長。試驗結果表明，大聲咒罵時，實驗對象的心率加快，忍受冰水的時間大多能堅持60秒到90秒；而“沉默”組的成員則很少能堅持到60秒。

　　這或許意味著，在某些特殊的場合，一句恰到好處的“他媽的”還真能勝過萬語千言。

　　不過，即使科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給臟話正名，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臟話仍然被視為禁忌。韋津利發現，《牛津英文詞典》在上個世紀70年代才把“fuck”這個詞收錄進去，蘭登書屋直到1987年才收錄它。

　　對于這句經典臟話的演變，韋津利這樣解讀：“有些人認為它的流行是由于道德的敗壞，把它跟青少年未婚懷孕、毒品泛濫、識字水平每況愈下、同性戀婚姻等等歸為同一類。有些人則認為，這個字已經遠離它原來指稱的動作，使其力度大大減退。事實上，它不但已經失去了原來的字義，而且，作為一個強化語，它也不再有強化語氣的效果。換言之，如今要好幾個fuck才能達到一個fuck在十年前能達到的效果。”

　　按照韋津利的說法，如今，臟字更真實的符號表達或許只是某一瞬間情感的集中爆發，它可以代表憤怒，同樣可以代表驚嘆甚至驚喜。

　　無論動機如何，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們從咿呀學語的那一刻起，就已經開始說臟話了。《臟話文化史》指出，從個體上說，英語世界里的咒罵詞早在幼兒12個月大的時候就會出現，通常在2歲之前可用的咒罵詞語只有三四個，到上小學之前會增加到大約20個，然后繼續增加，并在最叛逆的青春期達到臟話詞匯量的掌握與使用的雙高峰。

　　不過，英國太小了，如果放在中國恐怕還要考慮地域因素，比如在我青春期的時候結交一位東北朋友，就覺得自己的青春白過了。

　　當然，一旦拿著球票踏進工人體育場，我就知道自己難免又要重返青春了。（[澳]魯思·韋津利著 顏韻譯 文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