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大型文學期刊、20世紀90年代文學轉型期最具影響力的純文學雜志、唯一與《收獲》一道兩摘“魯迅獎”的國家核心中文期刊……頂著這一串光環的是一本名為《大家》的著名文學雜志,但是記者近日發現該雜志居然存在一個“野雞版”:同樣的國內刊號、郵發代號、主管和主辦單位、編輯部地址,甚至連編輯的署名也大多相同。(6月25日《中國青年報》)
如此“一刊兩制”、高端文學與販賣版面“通吃”的還真不多見,也難怪有“中槍”者憤而發問:“這雜志社也太有想象力了吧?”
武漢大學副教授沈陽披露過一則消息:他的團隊進行的專題研究結果表明,包括非法期刊在內,我國買賣論文已經形成產業,2009年的規模比2007年膨脹多倍,非法營業額達到10億元。與這種“購銷兩旺”的論文買賣相對應的,是論文質量的普遍滑坡、抄襲之風愈演愈烈;相比單純的正規期刊出賣版面、非法刊物坐地圈錢,《大家》自我克隆頗具“創意”——既可以繼續用高端作品裝點門面,還能以“野雞”版面費補貼“家用”。
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早在2000年就明確規定,“任何出版單位不得以任何名義和手段向供稿個人和單位收取任何費用”。令人遺憾的是,禁令不僅未能有效阻止版面費的蔓延,甚至自我克隆之類的荒誕“創意”也開始步入公眾視線。令人啼笑皆非的“創意”對應著同樣令人欲哭無淚的現實:是該重新反思現有人才評價機制了。
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以論文數量、刊物等級為指標的學術成果考核方式在高等院校推行,最初面向教師并逐漸推廣至研究生以及各行各業。千余種核心期刊卻要面對每年數百萬人的龐大論文需求,市場行情怎能不水漲船高?此后出版單位相繼實施企業化改制自負盈虧……多方因素相疊加,以文學刊物之名行販賣版面之實,乃至于出現“一刊兩制”的變通之策,或許也就不那么難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