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先鋒派詩人烏青走紅,因其詩以極度白話像自言自語又像嘮家常的口吻寫成,被網友賜名“廢話體”。有網友調侃“讀你的詩還不如打開電視看廣告”、“李白杜甫一定會淚流滿面”。也有專業(yè)人士表示,烏同學堅持改變人們對既定詩歌的界定,稱其詩歌是“娛樂派”。(3月30日《新文化報》)
這是一個詭異的悖論:一切與詩歌有關的新聞,其實都與詩歌無甚關聯。烏青的詩臧否與否,已經不在公共關注的范疇,戲仿的目的就是消遣與解構:潛臺詞是詩人越來越瘋癲、詩歌越來越沒治。
說忘記,似乎又清晰記得。每年3月26日,緬懷海子成了一個固定的儀式。有人說,大眾注定要以一個臥軌自殺的詩人祭奠他們流亡中的理想主義。如果說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麥地、糧食、村莊、太陽和河流,還沒有隨著經濟的車輛碾壓為塵土,那么,今日的繁華琳瑯的時候,我們也早已將“以夢為馬”的年代遠遠拋在身后。理想與浪漫,詩性與情懷,不是在櫥窗被商業(yè)化展覽,就是在故紙堆里無從打撈。我們記得詩歌的模樣,無外兩種方式:一是像所有開發(fā)商一樣,在與“海景”等訴求相關的建筑單元的廣告語上,刻上“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二是在“杜甫很忙”的涂鴉狂熱中,順帶著想起杜甫已經活過了1300年。只有消費與解構,沒有創(chuàng)造與建構。
不是每個人都必須寫詩,正如不是每個人都注定會“仰望星空”一樣。但對于一個時代、一個社會而言,“絕對理性”之下,骨子里沒有一絲半點詩性情懷,恐怕遲早會“諸事不順”。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獎原則中,“理想主義”是一條明確的標桿。諾獎的理想主義傾向,見諸于文學、發(fā)明與發(fā)現,體現的是對人類矛盾沖突的前瞻與隱憂。觀之我們的時代,很多看似是體制機制癥結的頑疾,哪個不與“理想主義幻滅”息息相關?大品牌的大瘋狂,小攤販的小伎倆,饅頭里的染色劑、奶粉里的三聚氰胺、官場上的酒癮與權欲、學術界的各種不端……看起來是標準的問題,然而,制度也好、標準也罷,永遠是有缺陷的,關鍵是執(zhí)行的“人”。沒有理想與情懷的人,再是完美的制度,也規(guī)制不出光芒四射的悲憫與溫情。
“詩歌是熱愛生活的證據”。信仰稀缺,則詩人沒落;理想貶值,則物欲橫流。一切偶像不過是虛幻的想象,真實的是我們對現存的態(tài)度。三月一過,誰還記得海子呢?新的涂鴉面世,幾多人記得杜甫?不少西方國家的家庭聚會,迄今還保有誦讀詩歌與散文的習俗,而我們的交流,除了酒吧似乎就剩麻將桌。詩歌不是靈丹妙藥,也未必能拯救什么,但于一個浮躁而速朽的年代來說,起碼可以平和內心的乖戾與不堪:譬如———以夢為馬,孤筏重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