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櫻桃紅了。
這個時候的白鹿原,便進入一年里最紅火的時月。原上原下和原坡,新修的水泥大道和田間小徑,便呈現著車水馬龍熙熙攘攘的車流和人群,這是西安城里的男人女人或搭伙結伴或扶老攜幼摘櫻桃來了。他們散漫在櫻桃園里,伸手攀下綴滿或紫紅或金黃的櫻桃的樹枝,摘下一串一串熟透的櫻桃,填到嘴里,便發出舒心的贊嘆,好鮮好甜吔。更有男孩或女孩,攀爬到樹上,從樹梢上摘下最大也熟透的櫻桃極品,下樹來送到情侶手里,會心的微笑里蕩漾著別具一格的浪漫。喧嘩聲嬉笑聲和呼朋喚友的聲浪,此起彼伏在櫻桃園里。原上原下通往櫻桃園的大道和小路兩邊,擺滿了盛著櫻桃的筐籃和紙箱,叫賣聲議價聲嘈嘈一片,交易活躍。我看著那些抱著一箱箱櫻桃乘車離去的男人和女人欣慰的臉色,無疑是北方這種鮮果獨有的滋味帶來的。我更感興趣的是那些出售櫻桃的賣方收款裝錢的動作,無論農夫農婦抑或小伙姑娘,從買方手里接過錢來數一數,盡管數錢的手指的動作有靈巧和笨拙的差別,而臉上的表情卻無多大差異,不見驚喜,更不見得意,多是數過之后塞入掛在胸前的布兜,無論三十五十乃至三百五百,都是以習慣性的動作塞入布兜了事,又忙著招呼圍過來的新的顧客了。他們一把一把往布兜里塞著錢時所顯示的平靜而又平常的表情,可以透見原上原下鄉民的心理氣象了。
這里的櫻桃,在我已形成難以化釋的情結。
我至今依舊清楚地記得,46年前的1965年,我在《西安晚報》發表過散文《櫻桃紅了》,是歌頌一位立志建設新農村帶領青年團員栽植櫻桃樹的模范青年。這是我初學寫作發表的第二篇散文,無論怎樣幼稚,卻鑄成永久的記憶,櫻桃也就情結于心了。櫻桃在我生活的白鹿原地區,是當地鄉民種植的諸如桃、杏、沙果等果類中的一種,多在原坡不能種植莊稼的坡地上生長,沒有資料顯示何朝何代開始栽植這種水果;村子里年齡最大的長者也說不清,只記得自己穿開襠褲的幼稚年紀,就吃櫻桃,吃著自家園里的櫻桃還嫌不夠味兒,常常結伙偷摘品嘗別家的櫻桃。當地人自古以來不稱櫻桃,稱作瑪瑙。如果依這種水果的果形和色彩而論,瑪瑙遠比櫻桃更為恰切也更富詩意,那綴滿樹枝的一嘟嚕一嘟嚕或鮮紅或金黃的小顆粒,活脫就是一串串珍珠瑪瑙。
加深且加重這種櫻桃情結的另一種因素,說來就缺失浪漫詩性了。我在白鹿原地區生活和工作大半生,沉積在心底的記憶便是窮困的種種世相。不單是我和我的家庭,整個白鹿原的鄉民,從年頭到年尾都糾結在碗里吃食的稀了稠了有了空了。尤其是我在公社(現稱鄉或鎮)工作的十年時間里,體味尤深。每年交上5月,即民間俗說的青黃不接的時月,一些生產隊(即今村民小組)的干部便三天兩頭趕到公社來,堵住分管糧食的干部,百般申述缺糧的困境,要求多給他們分配救濟糧食。這些求助的生產隊干部,多是來自白鹿原北坡上或大或小的村莊。坡上溝道里有小股泉水,僅供人畜飲用,“學大寨”大潮中修建過一些蓄水池,效益甚微;北坡上的田地,多為跑水跑肥不蓄墑的薄田,僅種一料莊稼的小麥產量,頂好的年份不過200斤,遇到干旱缺雨的災年,稀疏矮小的麥稈兒搭不住鐮刀,只好用手撅拔,俗稱“猴拔毛”,產量就可想而知了。上級調撥下來的救濟糧可以說是杯水車薪,分管糧食的專干即使慈心軟腸也只能撒胡椒面兒。那時候的櫻桃雖然依舊開花結果,卻當不得飯吃。尤其在“學大寨”學得幾乎發瘋的“文革”后幾年,許多生長在坡地上的櫻桃樹,因為修造梯田而砍掉了。有幸存留的櫻桃樹,在青黃不接的5月初成熟的櫻桃,由社員摘下再送到指定的國營商店,換回的有限的錢款,成為生產隊空乏已久的錢柜里的庫存,首先作為頭等合理開銷的項目,便是給發生疫情的牲畜作療治費用,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