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評墮落，比不知所措更可怕

　　文化批評的迅速墮落，比因環境大變而一時亂了方寸的茫然不知所措還要可怕。堅守并且以變應變重建文化批評的倫理，至為重要，除了要求批評家自律，還需要建設批評家獨立的體制與機制，使得批評家能夠掙脫商業社會中的各種利益鏈，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樹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網絡時代，文化批評眾聲喧嘩卻缺少定音鼓般有力量的聲音

　　網絡時代的文化批評，眾聲喧嘩。當博客、微博和手機短信息如同春天里的蒲公英，小風一吹就鋪天蓋地沾滿身上，我們都會發現，從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一路走來的文化批評，從機制到形式，都已經變異。

　　當然，這種變異，首先彰顯了文化批評的民主化。自古以來，語言資源和經濟資源一樣，受到社會權力的制約，從來分配都不是公正和公平的。舊式文人把持著批評，就像把持著玻璃旋轉門的勢利門童，只允許少數人進入，把大眾排斥在門外。網絡時代的文化批評，打破了這扇看似高雅卻壁壘森嚴的門，讓任何人都能出入自由。這無疑是對以往文化批評世界的陳勝吳廣式的造反，是一種語言資源的“均貧富”。在“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的時代，網絡讓大眾在手指敲擊間，泡方便面一樣熱騰騰做成了“人人成為批評家”的夢。

　　但是，眾聲喧嘩、嘈嘈切切錯雜彈，卻由于缺少定音鼓般有力量的聲音，并沒有成為真正的交響。原生態和淺表層的熱鬧，并未種成燦爛的花園，還是蕪雜。為什么在網絡時代，我們的文化批評如此這般？

　　批評的鋒芒消失在庸俗狂歡的燈紅酒綠之中，遑論操守倫理？

　　在我看來，這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批評未能堅守、也未能重建自身的倫理，結果在如此欣欣向榮又如此亂象叢生的大眾文化面前，顯得陣勢凌亂，力量虛散。所謂倫理，就是文化批評應該具備的道德與義務的準則。

　　當商業大潮沖擊文化，消費主義攜帶著眾多利益誘惑鋪天蓋地席卷而來之時，段子替代了小說，順口溜替代了詩，“知音體”替代了報告文學，搞笑小品替代了相聲，堂會式的晚會替代了電視藝術……與此相對應，文化批評自然便也出現了紅包批評、賓館批評、旅游批評、報紙整版買斷式批評、媒體娛樂檔的八卦批評……種種“利益化批評”不一而足，大行其道，不是成為金錢與權勢的跟班，就是成了“愚樂”的附庸。特別是資本進入大眾文化，大眾文化越來越成為文化工業之后，文化批評成為文化工業生產鏈環中的炒作代言人，更使得舊有的文化批評機制與范式分崩離析，在自身欲望和商業口味的雙重裹挾下，批評的鋒芒消失在庸俗狂歡的燈紅酒綠之中，遑論操守倫理？

　　文化批評的迅速墮落，比因環境大變而一時亂了方寸的茫然不知所措還要可怕。堅守并且以變應變重建文化批評的倫理，至為重要，必須和毫不羞恥地為紅包的區區小利就斷送批評的尊嚴和品質的行為決裂。這是批評倫理的底線。要做到這一點，除了要求批評家自律，還需要建設批評家獨立的體制與機制，使得批評家能夠掙脫商業社會中的各種利益鏈，發出自己獨立的聲音，樹立起自己的公信力和權威性。

　　沒有有出息的文化批評，就不會有有出息的大眾文化的發展

　　樹立文化批評的權威性，最是關鍵。文化已經多元化，不同的聲音多了，更需要定海神針般的權威聲音，就像需要好馭手，才能使大眾文化不至于成為脫韁野馬，隨心所欲地為所欲為。這種權威性的樹立，依靠的不是行政的力量或金錢的力量，而是對于當下大眾文化的深刻研究與認知，在此基礎上作有力量的發言。

　　以當前的電視劇為例。再沒有一個國家的電視劇，能如我國這樣發達的了，其制作數量之多、品種之豐富、播放之密集，均令人嘆為觀止。但是，面對我國每年生產15000部電視劇這樣驚人的數字和這樣魚龍混雜的現實，我們沒有像樣的批評為其排毒養顏，為大眾沙里淘金，而是任其自然泛濫。對那些拿歷史當玩偶的戲說、將愛情當幌子的亂愛，對回避真相而扭曲或粉飾現實的粗制濫造，對肆意搞笑淺薄不堪的家庭肥皂劇、跟風隨意編造的諜戰片，對經典名著一窩蜂地一擲千金而隨心所欲的奢華翻拍……種種充斥熒屏的電視劇亂象，我們看不到批評的權威，看到的只是制作的“霸權”。針對工業和商業模式的運作操控和畸形競爭，美國大眾文化研究學者約翰·費斯克教授早就說過，文化工業可以產生快感，但“此類快感不是大眾的快感，而是霸權式的快感”。也就是說，所謂快感是這樣的電視劇的生產商為了收視率及其相應利益強加于大眾的。對這樣的“霸權”，我們的文化批評無所作為。

　　作為大眾文化一種最常見也最易被接受的形式，沒有比電視劇和大眾關系更為密切的了。我們的文化批評對此都如此力不從心，其他方面的文化批評更加乏力虛脫。可以這樣說，沒有有出息的文化批評，就不會有有出息的大眾文化的發展。在網絡時代，準入門檻都已很低的大眾文化和文化批評，都更需要以倫理來約束和支撐自身；兩者之間的關系理應是相互促進的，而不是前者辦晚會發邀請，后者淪為盛裝的出席表演者。（肖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