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水滸》中的潘金蓮
新版電視劇《水滸》中,“四大淫婦”都改頭換面,為了追求真愛;她們逃不掉死亡的結局,但不再血腥,甚至有點唯美。如此“洗白”,在網上引起了爭議,力挺派認為:“為反抗封建桎梏的女子平反,是好事!”拍磚派則覺得:“將蕩婦改成‘圣女’,有悖原著精神!”
新版《水滸》很多情節設置與原著是有所出入的,比如說拔高宋江,黑了武松,洗白“千古淫婦”。其中,洗白“千古淫婦”之舉,給觀眾帶來了極大的觀念沖擊。根據網上尚未截止的“新水滸傳‘洗白’潘金蓮,挺還是倒”的調查,目前,反對者是支持者的兩倍。
其實,“洗白”一說并不是一種很新的解讀。文史界早就對水滸中所謂“四大淫婦”的悲劇做了較為深刻的總結,即封建禮教嚴重束縛了女性的身心。“洗白”潘金蓮等小說人物,正是對這一公認觀點的進一步詮釋。
這種“洗白”式的詮釋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來源。
第一個來源是悲劇理論。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出的“模仿說”,將悲劇闡釋為“描寫的是嚴肅的事件,是對有一定長度的動作的摹仿;目的在於引起憐憫和恐懼,并導致這些情感的凈化;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的遭到不幸,從而成悲劇,因而悲劇的沖突成了人和命運的沖突”。而魯迅對悲劇的定義為“就是要將美好的東西摔碎了給人看”。
反觀《水滸傳》原著,單以潘金蓮為例,這個女性角色是個徹頭徹尾的悲劇:悲慘的身世,企圖勾引小叔子,勾搭西門慶,合伙弒夫,死于武松之手。根據悲劇理論,沒有沖突和對比、沒有出現短暫的快樂、一悲到底的悲劇并不能稱為真正的悲劇。基于《水滸》原著的潘金蓮等女性,在悲劇理論上有所欠缺。因此,觀眾們更多地只是看到了“淫婦們”的不堪,無法真正地引發憐憫和恐懼之情,更難以對封建禮教進行深層次的理解。
對這樣一部文學作品,導演有權利用悲劇理論進行藝術再加工,重新詮釋出一段悲劇。新《水滸傳》中潘金蓮等人物的形象也因此更加飽滿:在封建禮教束縛之下,女性自由意識開始掙扎,然而掙扎之后,面臨的是更慘痛的悲劇。這種悲劇理論的主動應用,從藝術表現手法上來說,是成功的。
第二個來源是現代人文主義和女權解放運動的實踐。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任何文藝創作都不可能是脫離時代的限制,都會融入當前時代所具有的某些理念。《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無法超越他所在時代的局限性,不可能真正認識到封建禮教對女性的迫害。而在現代社會,人文主義和女權解放運動得到了巨大的發展。從我們所處的時代來說,說新《水滸傳》攝制組對“四大淫婦”進行“洗白”并不客觀,此舉是把現代女性主義的理念融入到了原著當中。融入這種理念,本身又是一種人文主義和女權解放運動的實踐。
當然,我們不能太高看一部商業電視劇的藝術價值,拋出“洗白”之舉顯然也帶有吸引受眾的因素。拋開這些理論不說,新《水滸傳》至少能夠向受眾傳遞這樣一個理念:看待人物要辯證,人性總有其閃光的一面。不要讓習慣性思維代替我們去給一個人做出主觀的評價,不要被“三人成虎”的傳統左右。(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