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舟：解讀“一中原則”的法理情內涵

現階段兩岸關系以和平發展為主題

　　
　　臺灣問題專家李逸舟在《中國評論》月刊十一月號發表專文《法理情三維建構下的“一中原則”》。作者認為：“兩岸關系事有千端，全面地、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個中國原則是核心所在。它一方面要求臺灣當局更加明確地堅持體現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更加明確在排除人們對臺灣未來走向上的疑慮；一方面要求大陸進一步合情合理地看待臺灣當局應有的政治地位，并繼續協商解決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在兩岸關系歷史當口，雙方均須戒慎恐懼，小心呵護，務使近年兩岸關系出現的良性互動不斷深化，鞏固發展�！比�文如下：
 
　　隨著去年以來“兩會”商談與處理臺灣參與國際活動問題取得一系列進展，有關兩岸關系后續發展的問題引起關注和討論。比如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的問題，比如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問題，比如如何確保協商解決臺灣參與國際活動空間未來不被“臺獨”所乘的問題，等等，在在事關重大，牽涉深遠。那么，其中需要我們首先認識把握的核心與關鍵究竟在哪里呢？

　　兩岸關系癥結何在

　　著名的“胡六點”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涉外事務等方面提出了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的方針政策，其中第六點提出：“我們再次呼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同時指出，“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為有利于兩岸協商談判、對彼此往來作出安排，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系展開務實探討”。

　　仔細推敲上述內容，可以得出以下邏輯關系：

　　其一，包括兩岸政治談判在內的六項主張，都是“對未來兩岸關系前景的規劃” ，是為了“構建兩岸關系和平發展框架”。這體現了“現階段兩岸關系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基本戰略思想。

　　其二，簽署和平協議，應該是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結果；沒有結束敵對狀態，不可能有和平協議。

　　其三，基于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軍事是政治的工具的常識，兩岸根本的敵對狀態存在于政治領域。所以，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避免兩岸軍事沖突，前提是政治敵對狀態的逐步消解。

　　其四，兩岸政治上的敵對存在于什么地方？由于國共兩黨實現了歷史性和解及國民黨當局在臺灣重新執政，兩岸間的敵對狀態總體上轉化為一種“政治對立”的關系，它主要存在于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兩岸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不同，是雙方政治上的基本對立，也可稱是兩岸關系中的基本矛盾。“胡六點”指出：“1949年以來，大陸和臺灣盡管尚未統一，但不是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分裂，而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后期中國內戰遺留并延續的政治對立”。顯然，在21世紀的今天，繼續解決這種對立只能靠和平、靠發展；而兩黨“共同愿景”確立現階段兩岸關系以和平發展為主題，表明雙方在這一最基本的政治對立上予以“擱置爭議”，留給發展來解決問題。雖然這一對立在兩岸關系發展過程中仍會發生這樣那樣的影響，但總體上不構成現階段主要矛盾。
 
　　其次，雙方圍繞什么是一個中國、怎樣堅持一個中國進行的斗爭與分歧，是現階段兩岸間最根本、最現實的政治對立。實踐證明，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臺灣實行政治轉型開始，這一政治對立就成為兩岸間的主要矛盾。20年左右兩岸間發生的一切大事小情，歸根結底都是圍繞這一矛盾發生并展開；即論是李登輝當政后期和陳水扁執政時期，這一矛盾仍然是兩岸對立的根本所在，所謂“特殊國與國關系”、“一邊一國”都是這一矛盾高度激化后特殊情況下的變形反映。

　　由此可見，要“ 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 ”，關鍵的、首要的問題恰恰存在于“一個中國原則”這個“基礎”之中。沒有這個“基礎”，兩岸就沒有談判的可能，或者勉強談起來甚或獲得一紙協議，也不可能真正結束敵對狀態；如果這個最根本的對立解決了，其他各項政治問題包括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建立軍事互信等等，都將轉化為技術性問題而迎刃而解。目前，兩岸在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上達成了一致，支撐了去年以來兩岸關系的明顯進展；但是，如何在實踐中進一步鞏固、深化、落實這一共識，尚需雙方發揮高度智慧，在互動中形成高度默契、互為激勵、螺旋上升的正面循環。
 
　　所以，胡總書記今年5月26日會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時進一步指出：“考慮到今后兩岸關系的發展前景，包括需要逐步破解一些政治難題，鞏固和增進雙方的政治互信尤為重要。堅持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是關鍵所在”。而“兩岸可以就國家尚未統一前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系進行務實探討”，這種政治關系說到底也就是雙方怎樣堅持和處理“兩岸同屬一中”問題、雙方如何在這個問題上進一步深化共識的問題。  
 
　　兩岸圍繞一個中國原則進行的激烈攻防與事實上的“談判”過程

　　1979年大陸確立“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核心是臺灣當局接受地方政府地位，其他一切不變。臺灣當局對應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并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雙方繼續堅持絕對否定對方的一個中國，延續隔絕對峙狀態。

　　至1986年蔣經國推動政治革新及隨后開放老兵返大陸探親、終止“動員戡亂”，臺灣政治格局與兩岸關系進入一個全新的時期。在既不接受地方政府地位、又不能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的情況下，臺灣需要為雙方的政治定位與相互對峙找到一種新的方式。于是，“一國兩府”、“一國兩實體”等等紛紛提出，學界與輿論界也有“一中屋頂”、“多體制國家”等種種意見。但在當時大陸看來，以前雙方始終堅持的都是“一”字，現在對方提出的卻都是“兩”字，對“臺獨”與“兩個中國”的防范戒備心理驟然升高。兩岸進入圍繞一個中國原則長期激烈攻防的階段。

　　臺灣最初先后提出“一國兩府”、“一國兩實體”、“一國兩區”；大陸嚴辭拒絕：統統不符合一個中國原則，都是謀求事實上的“兩個中國”與“臺灣獨立”，希望臺灣當局真正回到一個中國原則的立場。
 
　　1991年，李登輝成立“國統會”、頒布“國統綱領”，針對大陸“臺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納入“大陸與臺灣均是中國的領土”及“不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主張；大陸斥之為：統一是虛，分裂是實。

　　1993年4月，在“兩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達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不討論一個中國政治含義的共識基礎上，“汪辜會談”成功舉行。但在同年年底雙方都出席的APEC會議中，大陸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臺灣回應：我們主張“階段性兩個中國”。1

　　1995年，雙方就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美同美國展開激烈交涉，美國于最后一刻決定放水。大陸以“文攻武衛”展開長時間、大規模反制。針對大陸導彈演習，李登輝回應：你來啊，我有十八套戲本等著你。

　　1997年香港回歸后，媒體輿論大力宣導“香港一國兩制為臺灣樹立了榜樣”、“臺灣問題更加迫切地擺在中國人民面前”。李登輝于1999年作出總回應：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系”。大陸全面中止“兩會”商談。

　　此后，臺灣方面一再要求恢復商談，并稱“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大陸嚴辭回應：“一中各表是對九二共識的嚴重歪曲”。

　　2000年，大陸提出“大陸和臺灣同屬于一個中國”的“新三句”，標志著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認識開始走向深化，但在隨后幾年內具體政策尚未跟進。

　　陳水扁上臺后，標舉“新中間路線”，提出“兩岸統合”、“一個中國原本不是一個問題”、“你國民黨如果能讓大陸承認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我就接受”等等。2002年陳水扁舉行兼任黨主席儀式當天，大陸宣布與只有幾萬人口的臺灣原“邦交國”瑙魯建交；扁回應：“海峽兩岸，一邊一國”。

　　2005年2月24日，陳水扁于“扁宋會”中承諾在兩岸關系上回歸“中華民國憲法”、“憲改”中不涉及主權領土問題、針對“臺獨”問題公開高喊“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并表示逐步推動兩岸直接“三通”，明顯表現出以放棄“臺獨”換取大陸與其打交道的意向。十天后的3月4日，胡總書記發表“胡四點”回應：“對于臺灣任何人、任何政黨朝著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方向所作的努力，我們都歡迎”。在此大形勢下，面臨生死存亡境地的國民黨毅然拋卻以往怕被扣“紅帽子”的擔憂，提出訪問大陸的要求。大陸在國民黨并未改變“九二共識就是一中各表”立場的情況下，正式邀請連戰來訪，雙方發表“兩岸和平發展共同愿景”，從此打開兩岸關系一個全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