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3月21日訊 十年前,當聯軍開始對伊拉克的狂轟濫炸之時,誰都知道這將是一場改變中東、海灣地區地緣政治面貌的戰爭,但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十年之后的中東將會是一副什么模樣。
十年后,人們看到這樣一個中東:
---伊拉克仍然一片混亂,美國名義上的撤軍已經完成,但許諾的自由、安全和繁榮沒有到來。
---少了一個身邊宿敵的伊朗做著稱雄中東的夢,頑強推進核計劃,與美國尖銳對立。
---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也門爆發革命,舊制度解體,民主過渡紛亂不堪。
---敘利亞陷入激烈內戰,巴沙爾政權顯示出比西方預料還要強大得多的生命力。
---以色列變得任性,視伊朗擁核為攸關猶太民族生死存亡的不可容忍的威脅,不愿放棄武力解決問題的選項。
---以巴繼續尖銳對立,和談遙遙無期。
而在美國國內,對于伊拉克戰爭正當性、必要性的辯爭還在繼續,創傷難以平復。
這分明是一團亂麻。今天的美國似乎已在中東深陷戰略失敗,“收縮”、“消減”、“疲于應對”似乎構成美國在中東戰略態勢的基調。
事情果真如此嗎?不要過早下結論,歷史發展的真實軌跡從來不是表相和線性的,對美國在中東戰略得失的判斷還是要用全面、長遠的眼光來進行。
2003年3月19日,小布什在下令啟動“自由伊拉克”行動之后不久給他的父親老布什寫信說:“我知道我的所作所為是對的。”
7年后,小布什在他的回憶錄《抉擇時刻》一書中堅持認為,“把薩達姆趕下政治舞臺是一個正確決策”,“雖然這個決策使得許多困難隨之而來”,但是“美國變得更加安全”,“這一地區更有發展前途,其稚嫩的民主制度也是其他國家可以效仿的典范”。
小布什把伊拉克戰爭的教訓歸結為“薩達姆政權垮臺之后,我們沒有在安全局勢開始惡化時更加積極快速地做出反應”,以及“過快消減軍力”、“有關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錯誤”。應當看到,這些都是戰術、技術層面的問題。
小布什在回憶錄中沒有具體講述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戰略考慮,但他執政期間美國政府和學術界對所謂“大中東計劃”的強調和解釋都證明了這場戰爭的策劃有著復雜和深層的戰略背景。
美國的思維焦點在于永久改變中東、海灣地區的政治生態,從根本上消除什葉派坐大中東對美國戰略利益的多重威脅和挑戰。
中東政治生態已在發生永久性的改變,其影響是深遠的和戰略性的。
中東實行美式民主制度的國家顯著增多。為了延續王權統治,沙特、科威特、巴林、約旦等君主制國家變得更加依附美國了。
中東兩大主要教派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力量對比發生易位,相對溫和的遜尼派占據了中東版圖的多數地塊,中東的顏色由歷史曾經的深綠轉為現實里的淡綠。
中東“強人政治”時代一去不復返,盡管埃及的穆爾西、伊拉克的馬利基都有意成為新“強人”,但那是一種“后制度變革”不同語境之下的心態。中東很難再出現薩達姆、穆巴拉克、卡扎菲式的人物,所謂“復歸”、“回潮”不過是一些分析家在某種思維慣性之下做出的一廂情愿的預測。
作為必然后果,一種新的對立格局在中東形成。親美派和溫和派陣營空前擴大并且連片,什葉派仍然掌權的國家只剩下伊朗、敘利亞,還有搖擺不定的伊拉克。這也許正是當前中東戰略矛盾的主干,也是為什么美國甚囂塵上地渲染“伊朗-敘利亞軸心”威脅并嚴密防范伊朗對伊拉克、阿富汗進行“滲透”的根本原因。
伊拉克夾在伊朗和敘利亞之間,而伊朗的東面與阿富汗接壤。對美國來說,中東局勢真正危險的“回潮”是這四個國家的“極端勢力”連片。所以,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真實態度不是干凈撤出,而是欲走還留。
沒有證據表明2010年底以來席卷中東的民主變革是美國一手策劃的。埃及、利比亞、突尼斯、也門等國的變局歸根結底是這些國家內部矛盾積累、激化和對外戰略決策失誤使然。但足夠的證據和跡象表明,美國對“阿拉伯之春”的對策是順勢而為、隨勢而動。
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閨蜜”、副國務卿舍曼在掌管中東事務期間公開講過一句話:如果非要美國在中東民主變革和美國戰略利益之間做選擇,美國毫不猶豫地鼓勵前者。
事實是,中東民主變革自然帶來美國在這個地區戰略根基的擴張,使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總體上得大于失。
奧巴馬第二任期伊始,美國擺出了在中東謀取更大作為的姿態。國務卿克里的首次出訪選擇了中東和歐洲。美東時間3月20日,恰值伊拉克戰爭十周年,奧巴馬啟程出訪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這也是奧巴馬第二任期的首次出訪。
中東是盤大棋,美國雖麻煩纏身,但也并未深陷其中,仍志在主導地區局勢、鞏固全球霸權。伊拉克戰爭和戰后重建以及“阿拉伯之春”只是變革和重組的序曲,其后還有不知道多少幕的劇情將要上演。透過紛亂表象看本質,客觀判斷事物發展的脈絡,而不是一廂情愿地寄望美國“陷入中東”,是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家們觀察中東局勢時需要做到的。因為,中國不僅是這場大劇的看客,更將是中東舞臺上日趨重要的角色。(曉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