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后,有媒體評價其把一張推進民進黨兩岸政策改革的“好牌”打壞。澳門《新華澳報》今日刊載署名富權的文章分析蘇貞昌對調整民進黨兩岸政策“戒急用忍”的原因。
全文摘編如下:
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把一張成立黨的最高位階兩岸事務決策機構的“好牌”打壞,其實是他在剛接任民進黨主席之后,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恢復“中國事務部”,及設立最高位階段兩岸事務決策機構“中國事務委員會”持抱“不急”態(tài)度的延續(xù)。也就是說,此前曾經公開說“不急”的蘇貞昌,其“不急”是反映在他遲遲未有執(zhí)行前主席蔡英文在臺灣地區(qū)領導人敗選檢討報告中提出的必須調整黨的兩岸政策,因而也就拖延恢復“中國事務部”及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等“不作為”表現(xiàn)方面;而在另一位前主席謝長廷登陸進行“開展之旅”,黨內要求建立“民共平臺”的呼聲日趨高漲,而中共十八大報告對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提出了合情合理的政策,對民進黨中央造成了一定的壓力,迫使蘇貞昌不得不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應對黨內“交流派”的訴求之后,卻還是從各方面因素綜合考慮,仍是對實質性的調整黨的兩岸政策持抱“不急”的態(tài)度,并以從名稱到定位、職能任務、工作方式等,均是堅持“一邊一國論”的“中國事務委員會”,來作為實施“不急”策略的“擋火墻”。因此可以預料,在短中期內,至少是在2014年“七合一”選舉之前,“中國事務委員會”仍將只是一個“擺設”,其成立只是為了應對黨內“交流派”的壓力而已,蘇貞昌并不打算讓其真正發(fā)揮作用,他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的態(tài)度,仍是“戒急用忍”。倘此判析成立,也就可以解釋,蘇貞昌為何要故意將一張“好牌”給打壞了。
蘇貞昌此前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之所以“不急”,主要是基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蘇貞昌剛當選并出任黨主席時的戰(zhàn)略意圖,是“和陸必先安內”,進行交流不急。實際上,蘇貞昌的主席之路并不坦順,是在沖破“四打一”的圍剿才到達的,其得票率剛剛過半,還有接近一半的黨員并不支持他。因此,他當時的主要任務,是必須鞏固權力,盡可能爭取和團結大多數(shù)黨員,而不宜分散精力,去處理當時并不急迫的兩岸關系問題。他的一句“要做桶箍”,就充分反映了他當時的心態(tài)。
其二、蘇貞昌不愿再作“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人。倘蘇貞昌在其第一個主席任期內就進行兩岸交流的工作,但卻在2014年的第15屆黨主席選舉中倘是輸給了卷土重來的蔡英文,豈非是讓蔡英文坐享成果?
其三、蘇貞昌即使是在2014年5月的黨主席選舉中打敗蔡英文獲得連任,但在2014年還有一個“七合一”選舉需要面對。一方面,他必須集中精力,打好“七合一”選舉這一仗,而無暇顧及兩岸關系;而另一方面,“七合一”選舉是地方型選舉,兩岸關系議題并不是選戰(zhàn)議題,也沒有調整的急迫性。更重要的是,蘇貞昌倘若打輸了“七合一”選舉這一仗,就必須按照民進黨的慣例引咎辭職。倘此,此前所進行的調整兩岸政策努力,就將由按黨章規(guī)定補選繼任者、而極有可能是蔡英文享受。
其四、蘇貞昌“武大郎開店”心態(tài)嚴重,還得提防謝長廷喧賓奪主。蘇貞昌在當選黨主席之后,為了團結“英系”以外的黨內次要敵人,打擊蔡英文這個黨內主要敵人,曾將在2017年黨內臺灣地區(qū)領導人初選中結下的怨仇拋開一邊,表態(tài)在設置“中國事務委員會”之后,將由謝長廷來“打骰”。這使得謝長廷懷有極大的憧憬,并進行了多項“熱身動作”,包括提議在黨內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但這卻引起蘇貞昌的警覺,擔心謝長廷將會借著主持黨內“中國政策大辯論”的機會,在協(xié)調鼎鼐黨內各派系不同觀點的過程中,成了各派系的“共主”,就會是“影子黨主席”。在蔡英文已經成立“小英基金會”,儼然是“另一個黨中央”。這讓蘇貞昌不得不有所顧忌,擔心謝長廷將會喧賓奪主、反客為主,再與蔡英文合作,在2014年的第15屆黨主席選舉中,奪了自己的主席大權。
而在目前,蘇貞昌即使是已經恢復了“中國事務部”,還設立了“中國事務委員會”,但這些均只不過是在黨內壓力之下的權宜之計,他還是認為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不急”,因而仍是采取了“戒急用忍”的策略。因此,原本被黨內“交流派”寄以“民共平臺”厚望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就變成了一個“升級版”的“中國事務部”式的幕僚機構,而且只是兩個月開一次“神仙清談會”,根本無意推動調整黨的兩岸政策。
在蘇貞昌走向“2016”的道路上,還有一道“坎”,就是在“七合一”選舉前,民進黨將于2014年5月進行主席換屆選舉。而此時已經不再受“連選得連任一屆”限制的蔡英文,勢必會卷土重來。而從去年民進黨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黨內初選的結果看,蔡英文的實力不低;還有今年5月的民進黨主席選舉,蔡英文即使沒有親自上場,也自有人愿意為她代打,從而形成實質上的“蘇蔡大戰(zhàn)”。在到了蔡英文的“本尊”出場之時,還不知鹿死誰手。因此,一方面,蘇貞昌目前的主要目標,并非是為2016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未雨綢繆的,而是鞏固自己在黨內的權力,首先要打好黨主席的“保位戰(zhàn)”,因而調整黨的兩岸政策并“不急”;另一方面,正因為2014年的民進黨主席選舉尚未知鹿死誰手,因而倘若蘇貞昌目前就對黨的兩岸政策進行調整,倘主席選舉不敵蔡英文,豈非是讓蔡英文白白地享受他辛辛苦苦的成果?他才沒有那么笨。
因此,在目前而言,民進黨不存在調整必須兩岸政策的壓力及需求,蘇貞昌把黨內“交流派”的訴求及論述,統(tǒng)統(tǒng)當作是“耳邊風”甚至是“偽命題”。按此思維,在2016年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選舉之時,倘馬當局的政績仍沒有起色,就更將會讓蘇貞昌認為不過如此而已,民進黨也就更不需調整黨的兩岸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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