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矛盾的民調

　　今年元月份以來在臺灣不同的單位，在不同的問卷中，針對“一國兩制”作了調查，其結果如下：

　　時間調查單位調查結果

　　3月25-28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贊成的為16.1；反對者為73.9

　　5月21日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贊成的為17.8；反對者為？

　　6月TVBS民調中心贊成的為31；反對者為46

　　6月21日《中國時報》民調中心贊成的為29；反對者為57

　　7月1日《聯合報》民調中心贊成的為33；反對者為51

　　7月3日“外交部”贊成的為10.6；反對者為75.2

　　上述的民調給了十分矛盾的信息，其中贊成的在半年之內從10.6到33，反對者從75.2到46，而第一個民調中心也都有是卓有信譽的單位和學有專精的主持者，但是從五月贊成“一國兩制”的17.8到六月的31，再到七月的33，在這一段時間，除大環境之外，并沒有明顯的突發性，也沒有政策上的變化。何以民調的結果竟然出現如此重大的落差，相信任何一位研究相關問題的學者都會對此現象感到好奇，也都急于尋找合理的解釋，以便了解真正的民意。當然此一現象也十分值得大家進一步觀察未來的、后續的發展。本文企圖從上述六份問卷的制作單位與問卷內容來分析其比率的變化，以便尋找另一種解釋的可能。

　　以上的六份的問卷是在短短四個月之內在臺灣所作的問卷，我們可以發現幾個奇怪的事實：

　　第一：凡政府官方所委制的問卷，其結果比較相近，雖然在其贊成的比例已經超過了誤差允許的范圍，如“外交部”的10.6與“陸委會”16.1，但是在反對的部分，則基本上仍在誤差允許的范圍，所以官方對此現象的解釋是“過去不表態的人民，現在表態了”，而反對者的比率依然沒有變化。

　　第二：傳媒的結果，在贊同的部份基本上三成左右，而且也在誤差范圍之內，不過反對的部份則出現誤差允許以外的數字，如TVBS的46與《中國時報》的57。在這里我們發現TVBS的問題情境是針對陳水扁的？“外交”之余，而《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則是完全針對“一國兩制”，換言之，在TVBS的問卷中受測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外交”，而《聯合報》、《中國時報》的問卷比較使受測者在一國兩制、兩岸關系的情境思考。至于何以在“外交”思考下，反對者少，而在兩岸思考下，反對者反而增加，則有待進一步解釋。

　　第三：“外交部”委托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作的調查是十分特別的，在贊成的人數比例上特別低，而且和“陸委會”三月份的結果相比，也在誤差允許范圍之外，并非“外交部”官員所說的與“陸委會”相同。在反對的比例上也是最高的，然在“外交部”的答案是在非常不贊成與不太贊成兩個數字的總和，問題是不太贊成的確切意義為何？其間似乎有很大的解釋空間，而不宜完全地、簡單地歸類在不贊成之列。

　　第四：有關“一國兩制”有提示意義的情況下，有《中國時報》、《聯合報》，和“外交部”的民調結果差異極大；在無提示意義的情況，如“陸委會”與TVBS民調結果的差異也很大，這就使我們對此結果陷入了幾乎無解的狀況。有些官員認為這似乎與有否提示有直接的相關性，而學者的解釋似乎認為是外環境因素使然，直接地說就是新政府的問題所導致的結果，但是此種解釋顯然是各取所需的結果，未必能說明上述的矛盾現象。

　　第五：大概最令大家不解的是“一國兩制”從大陸提出開始，臺灣就全力將之妖魔化，政權常說這是一個騙局，是打壓臺灣、矮化臺灣，甚至是搶奪我們的收入、沒收我們的財產、消滅我們的國家等負面的名詞。何以在臺灣人民推選出主張“臺獨”的政治領導者一年之后，卻出現贊成大陸“一國兩制”的增加和反對者減少的現象？此一現象發生的意義何為？是否帶有未來性等？自然是大家所關心的，尤其是民進黨的政權對此一現象恐怕不只是關心，而更多的是憂慮。

　　上述的情況大概可以歸納為兩大類的問題：一是官方與媒體之誤差如何解釋，一是臺灣民眾的選擇除了“外交部”的數據之外，按其他的結果來看，臺灣民眾開始有三成左右選擇“一國兩制”，其代表的意義為何？

　　二、表面數字的解讀

　　由于從事民調是一件十分花費的工作，因此任何民調的主事者必然是為了某一目的作民調，不同的目的必然設計出不同的問卷，以便解答自己心中的疑惑。以政府而言，其委托民調或自行調查的目的，應該說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理解政策在民間的支持度，因此在此情境下，其問卷的題目就可能比較傾向帶有證明性質和邏輯性質的問題導向，因此受測者在不知不覺中會以前幾題留下的印象來作答。

　　至于傳媒其角色在監督政府，因此他們會在乎政策是否受人民支持，而是企圖了解人民對某一措施、某一政策直覺的、感性的反應。在此一思考下，其問卷就比較不具有說明性，比較簡捷、直接，而且答案也比較簡捷，同時傳媒的問卷常常在上下問題也比較不具相關性，因此可以單獨作解釋。準此我們可以對上述的六個有關的民調，區分為政府民調和媒體民調分別觀察。

　　在官方民調的部份，首先是“陸委會”的民調，其目的在本質上就是為了證明政府現行大陸政策的正確性，這種習慣國民黨攻府遺留到現在的政府，其習性完全相同，因此不論在兩岸經貿交流，兩岸交流的速度，“外交”與兩岸關系的優先性，大陸當局對我官員與人民的敵意，或是加上某些前提來誘導人民，如安全條件，如矮化條件等，或是臺灣民眾對兩岸關系的展望等看法，在基本上都是朝“以我為主，對我有利”的角度制作問卷，這樣的問卷有的是民眾的資訊不足，有些民眾只有從政治社會化的渠道來認知，有些問題則是以條件來引導回答，其民調本身也是一種政策或時事教育，其結果一般而言是對政府比較有利，因而提供社會一種印象——似乎“陸委會”在大陸政策的決策到執行是完全合乎民意的。然而事實上其中有不少的問題，只能說是民眾的感覺，而無法顯示政策的對錯，例如對兩岸經貿、兩岸交流的看法，民眾的認知和政府的認知是否一致；也有些是尋找民眾愿望，并非真正的政府政策�？v使社會對這些標準具有某種程度的共同性，那么民眾既然在大陸政策支持政府，何以在維持現狀邁向統一的比率會提升？贊成“一國兩制”的比率也在上升呢？

　　其次是“外交部”的民調，其目的似乎在為臺灣的“外交”打氣，例如在對“外交部”的滿意度，我們的國際地位，甚至連“國宴”場合移入外縣市，是否贊成“元首外交”，阿扁是否應該參加APEC上海會議等問題，也都以應然的問題來詢問民眾。個人以為“外交部”的問題本質是應然導向的問卷，并沒有顧及客觀形勢，因此在問題上是傾向於詢問應該的想法，這一類的問題其答案十分明顯，應該是不問自明的問題。不過關鍵在于問了許多應然的問題之后，民眾心目中自然出現應然與實然的矛盾，而且民眾會十分習慣自然地將矛盾指向大陸：因為大陸的打壓，因為大陸對我的野心等。此時忽然提出“一國兩制”的好惡，以此種問卷情況下，會有何種結果應該是十分明顯的。個人以為這種應該可以說何以“外交部”在“一國兩制”的民調為何偏低的理由。

　　在民間傳播部分，首先是TVBS的民調，此一民調是在陳水扁相當風光地完成其中南美與過境美國的“外交”訪問之后立即制作的民調，在這份民調中我們看到是43%的民眾并不滿意陳水扁的執政表現，換言之，陳的“外交”之旅雖然在國外很風光，但在國內并沒有為他的政績帶來利多，所以我們可以說民眾固然肯定臺灣必須有“外交”，但是他們更關心的還是自身的生活狀況和國內情況，這或許可以說明目前臺灣一般民眾的心理。在這種問卷心理的反射下，人們可以考慮“一國兩制”的作為解決兩岸問題的辦法，結果民調數字就從政府機關所作民調的16.1%躍升到31%。

　　其次是《中國時報》的民調，上一民調調查的時機是選在王永慶公開呼吁臺灣人民接受“一國兩制”的主張之后所制作的。在調查中發現有三成二贊成，四成左右反對，主張開放兩岸經貿有三成，反對的有五成二，主張接受大陸的“一國兩制”的有二成九，反對的有五成七。我們發現這三組的數字是很相近的，這可以說明在臺灣仍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有中國心的，而這三分之一的人是比較可以接受“一國兩制”的人，不過他們接受“一國兩制”與TVBS的調查結果接受的原因可能略有不同，他們有可能是對臺灣的族群矛盾和統獨糾紛比較反感人，在此心理情愫影響之下，他們認為“一國兩制”既然可以享有目前的民主及經濟體制，可能有助于臺灣在政治前途上安定下來，則省籍和統獨糾紛自然可以中止。另外《中國時報》在調查時雖然對“一國兩制”作了提示，不過將臺灣目前的“民主和經濟不變”此一條件，放在最后可能也有助于人民的選擇，因為這些電話民調，人們有可能對最后的提示印象較深。換言之，如果提示的順序有所變化，則是否仍有相同的結果，是值得進一步觀察的。

　　其三，《聯合報》的民調是在七月一日，適值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四周年的時機，臺灣當然沒有任何慶祝和紀念活動，但是媒體零星的報道反而是對民眾有回憶的作用。在此情況下，《聯合報》的調查從人民對黨政以來的滿意度開始了解，結果在政治、經濟兩方面的不滿意高達七成和八成，有了這樣的問題的開始，我們可以發現在與大陸相關的政策和評價，都開始出現明顯的差距，包括了開放觀光，承認學歷，直接通航等，都呈現大幅同意的傾向，甚至搬家、工作都有七成到六成的調查為低，值得注意的是，認為“一國兩制”并不會使“中華民國”消失的有五成二，只有三成三的人同意政府長期宣傳“如果接受大陸的‘一國兩制’就是消滅‘中華民國’”的說法。換言之，有半數的臺灣人民認為即使接受“一國兩制”，“中華民國”也未必消失，果真如此，我們也許可以預期“一國兩制”有可能仍有成長的空間，而且臺灣人民接受“一國兩制”和接受北京政權之間仍有相當的距離，這種表現似乎可以視為臺灣人民在臺灣前途的長期不確定的“一國兩制”的情境，開始焦慮不安，因此愿意接受北京的說法，但是在接受的同時，卻賦予可能不同的內涵。更明白地說，臺灣人民中開始有人將“一國兩制”視為維持兩岸現狀的選項之一，這和唐樹備先生的舊金山的說法是十分相似的。因此如果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一國兩制”就是維持現狀，那么在臺灣“一國兩制”接受度也有可能更高。

　　三、對流行的因果解釋之反省

　　上述的分析個人以為問卷所創造的“問題情境”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答題的傾向，因此以目前三個月左右的民調，其中“一國兩制”的支持率急升，反對率下降的現象，其實尚無法就臺灣內在大陸形勢或臺灣關系走向等因素作出周延的解釋。然而有不少人企圖作出若干原因的推測，對獨派而言，自然是盡可能淡化，某此官員將之解讀為“過去未表態的現在表態了”，他們特別強調告訴大眾的是反對者未減少，所以還在追蹤，“果然”在七月十五日他們就說支持“一國兩制”者已經回跌到13%；對反獨派而言，似乎是一個利多，所以解釋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門。綜合而言，不外以下三種：一是大陸好轉說；二是臺灣蕭條說；三是香港垂范說。然而這三種原因都值得進一步反省。

　　一是大陸好轉說：大陸在大陸近二十余年的“改革開放”逐漸現代化，因此城市地區，特別是沿海城市地區發展十分快速，這是事實，因此臺商不斷蜂勇而至，近一年以來移民、移居、工作、求學的現象也隨之熱絡，因此大陸好轉是事實，然而一般臺灣民眾對大陸的印象是否也因此好轉呢？以《聯合報》民調為例，仍有四成五的民眾對大陸的印象不好高于三成五的民眾對大陸印象好的比例。特別是在生活比較上，有五成四的民眾仍然認為臺灣生活比大陸好，因為大陸好轉成為臺灣民眾選擇的“一國兩制”原因是比較牽強的，何況從邏輯上說，如果大家覺得大陸好轉就可能不選大陸統一方案，因為大陸既然好，臺灣民眾為何不要求“一國兩制”呢？所以大陸好轉說來解釋臺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興趣是有問題的。

　　二是臺灣蕭條說：臺灣在陳水扁掌權之后，一年以來確實是政局不穩，經濟蕭條，社會不安，人心浮動，人民對陳水扁政權可以說相當失望，但是這是否是民眾選擇“一國兩制”的原因？我們以為這一部分只能解釋反對“一國兩制”的減少，而不能解釋贊成者的增加，因為臺灣民眾從一開始聽說“一國兩制”的以來，絕大部分都是負面的解說，在臺灣人民心中“一國兩制”作為負面的政治方案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臺灣人民對臺灣短期無信心，長期不安心的情況下，不排斥大陸的方案是有可能的，但是直接贊成大陸的方案則有問題，特別是臺灣百姓甚至知識分子也在過去長期的教育中，只知反對而不知何謂“一國兩制”，在此情況要說贊成，似乎欠缺堅定的基礎，何況說如果臺灣民眾是為了臺灣衰退而選“一國兩制”，則當臺灣經濟好轉，是否意味著臺灣人民就放棄“一國兩制”的選擇呢？如果這是事實，則臺灣人民現在選擇“一國兩制”就只是對臺灣現況表示不滿和憤怒的工具而已，并不是選擇統一，則反獨派有何值得高興的呢？

　　三是香港垂范說：此說的理由主要是說香港回歸迄今四年，基本上其制度沒有變化，一切和回歸之前一樣，因此證明“一國兩制”是成功的、可以運作的，大陸也是守信用的，所以臺灣人民覺得如此也不錯；但是我們知道在李登輝推動“臺獨”到陳水扁上臺推動“文化臺獨”工作，都是為臺灣“建國”培養“臺獨”精神，此一精神的背后就是“只有臺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才能自己作主，保障臺灣人民的生活”，那么臺灣民眾以香港為垂范而選擇“一國兩制”，代表了臺灣人民可以覺悟到不以“國家”的追求來保障自己的生活與制度，既然如此，臺灣人民為什么仍然大幅肯定臺灣的“外交”活動，包括聯合國席位的爭取等，當然也許臺灣人民并沒有辦法作如此精細的考慮，只是隨問題憑感覺回答，果真如此，則臺灣民眾贊成“一國兩制”比率的增加也就沒有任何特別的意義，因為此種贊成也很容易因為某一件事故、某一消息而改變支持的取向。

　　換言之，這三種原因的解釋都是現象的解釋而非真正的原因，當然臺灣民眾的選擇也有可能根本就是一種炒作現象，而非真正意見的選擇，此一炒作的結果，唯一的好處是有可能促使臺灣人民開始有意愿，真正愿意從客觀、從學理、從現實的層面重新面對“一國兩制”，理解“一國兩制”，這就是說大陸的“一國兩制”模式現在開始有機會在臺灣被比較公平地與其他統一方案平等地加以檢證，因此個人以為如果我們希望理解臺灣人民究竟對“一國兩制”真正的看法為何的話：

　　第一：必須就統一的方案中，增加其他選項，如國民黨的邦聯制等，才能真正測試出“一國兩制”的支持度。

　　第二：必須再實施幾次的民調，而且在問答中安排我們希望知道的民意走向，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民意的走向和變化的理由。

　　第三：必須在不同的時間點來測試，例如在經濟有起色的時間點來測試，這樣才是比較公平的了解臺灣人民內心對統一問題真正的看法。

　　第四：必須在民調中了解臺灣民眾所認知的“一國兩制”空間是何種意義，例如將大陸所提出的條件單項地加以測試，以便更精確了解臺灣民眾的想法。

　　總而言之，以臺灣官方長期妖魔化“一國兩制”的情況，我們對這半年以來臺灣民意“一國兩制”突然升高的現象仍有相當的保留和疑慮，坦白說，不知如何來解釋此一現象。不過在大陸的立場，如果他們能將最近一段時間臺灣民意變化視為臺灣人民愿意對“一國兩制”方案認真加以考慮、對待，應該是十分審慎的看法，因為如果深究臺灣人民何以出現類似的“反政治社會化”的現象，個人以為最可能的原因是臺灣方面所提的統一方案不被接受，而臺獨方案不只是大陸反對，特別是美國也大聲疾呼不支持，克林頓的“三不”政策，到小布什對新加坡吳作棟總理所說的“一國兩制”，到學者奈、官員張戴佑都明白告訴臺灣“一國兩制”引起戰爭，是臺灣自己要去負責，其他選擇美國只關心和平。個人以為在長期資訊提供之下，臺灣人民對此形勢不可能不了解，這就可能使得臺灣人民清楚的理解到“臺獨”是不可能，“獨臺”也有問題，于是統一成為唯一的選擇，于是出現不知道何時統？如何統？而焦慮，在此情況下，“一國兩制”與維持現狀出現了交集。果如此，個人以為大陸就不能繼續沿用以往口號式的“一國兩制”，而必須十分嚴肅地理解臺灣人民真正的希望，好好把握此一和平處理兩岸關系的機會，建立起兩岸之間的新框架，以便大陸可以全心全意的從事西部大開發。

　　四、促使“一國兩制”的變化

　　大陸在解釋“一國兩制”時總是有意無意地將香港作為垂范，然后又不斷強調臺灣與香港是不同的，當被問及有何不同時，大陸的說法總是在給予的條件上作文章，多一個條件，少一個條件，所顯示出來的只是上對下的寬大，然而這種條件的增加，都是來自大陸的賜予，因此不可能滿足臺灣人民出頭天的愿望。因此，一方面是大陸所允諾的條件，臺灣原本就有：一方面是條件即為大陸所開，則亦可由大陸收回，果如此，作為統一后解決方案的“一國兩制”，必然是臺灣方面所疑慮的。因此有關“一國兩制”，就有必要認真的思考，提供不同的意義，應該是十分重要的。事實上，由于“一國兩制”是鄧小平在一九八三年為解決臺海分治的現象而提出的方案，其后在風云際會之下，首先實施在港、澳，所以大陸學者就在制式的思考之下，也從來沒有嚴肅地、科學地、認真地去思考港、澳的“一國兩制”（當然港、澳也有所不同）與臺灣的“一國兩制”究竟應該如何不同法，從而大陸學者在談“一國兩制”就必然出現在以下三大盲點：

　　第一：在“一國兩制”的研究中，面對臺灣時，所有的研究集中注意力在“中國”，因此看到大陸在“一國”的內容闡述上時有發展，有變化，然而在“兩制并存”的問題則沒有公正地、嚴謹地加以研究，以致于我們尋找不到在“兩制并存”方面比較出色的討論。我們注意到在最初大陸方面一直認為一國沒有問題，“兩制”并存則是新鮮事，所以大陸所謂的“兩制并存”就是現況不變，不過在香港模式上的“兩制并存”是以中央與地方特別行政區的模式，但是在談判此一制度時，雙方談判的主體不是中央與地方，因為如果當時談判的主體是中央與地方，則就不必再談判，而是地方向中央要求。而當時之所以能避免此問題，是因為是由中國與港、澳的宗主國英國及葡萄牙談判，所以沒有談判兩造本身身分的問題。但是兩岸的談判不是如此，未來的兩制如何并存是可以好好談判的議題，但是問題在于在進入談判前，如果兩岸是一國，則兩岸“兩制”如何并存，就是大陸當局和學者必須認真面對的嚴肅課題。大陸想要告訴臺灣，臺灣和港、澳不同，則首先必須從此一角度去思考。對于臺灣而言，自從1949年之后，確確實實是由臺灣地區的統治者來管理自己的事務，臺灣人民對此已經習慣，因此臺灣的當權者很難說服人民走回以“地方政府”的方式去被統治，因此在臺灣才有人去思考“出頭天”，思考自己獨立，當然有少部分人在此一思考下，走上以“反中國，去中國化”作為出頭天、愛臺灣的標志，這是極不可取的。然而大部分的人去思考如何在對等的基礎上確立兩岸的身分，則是一種積極的思考，同時必須注意的是所謂的“對等”，其重點不是指在談判的那一刻的平等，而是大陸對臺灣的身分、地位的總體的看待，簡言之，就是定位的問題，而定位問題又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談判前，一部分是談判后。

　　在談判前，過去大陸會使用過兩黨談判，他們認為就是為了避免此一問題而設想的平等方式，此一想法是有問題的，臺灣過去會針對此反駁說“我們是民主政治的政黨，不能代替人民”，這就說明了問題的一個面向，更重要是大陸一開始就是想體現“一國”，而提出黨對黨，并非真正認真思考過對等的問題，其后傳為兩岸談判，也同樣是在“一國”優先的唯一思考模式下來應付，其后再提平等協商，或不是中央對地方的談判等等說法，都是上述思考模式下的產物。中國大陸的學者中只有“交戰團體”概念的使用，比較是代表了談判前的“兩制關存”的思考模式，因為這代表了大陸方面注意到，應該先提供臺灣一個身分、地位和名份上與大陸的對等性，才有可能使臺灣認真思考如何在“一國”之下“自主、獨立”地走上談判桌。不過在大陸除了有人提出“交戰團體”的概念之后，似乎并沒有適當地發揮，同時臺灣方面恐怕也不容易接受，臺灣在當初提出“政治實體”的概念也沒有受到大陸的重視。當然反過來臺灣方面如果要求大陸內外無別地從國家降低為政治實體，那也是一種只顧小，不顧大，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想法，換言之，在臺灣思考兩岸時，過度將島內籍矛盾所衍生的對內要求，去要求兩岸之間的大陸政權也要呈現“臺灣優先”的思考模式。中國人常說自己有智慧，在兩岸談判前彼此都必須思考出一個兼顧“一國”優先與“兩制并存”兩種模式混合的新思維與新方案，才有可能解決“一中”原則與“臺灣優先”之間的矛盾。至于啟談之后，雙方也必須各有腹案，才有可能使談判成為解決問題，化解糾紛的談判，這就是說，大陸方面必須認真的體認到港澳問題是先談判后定位，而兩岸問題是先定位再談判，談判中重定位的根本不同之處。

　　第二：大陸在初始提出“一國兩制”時，就被鄧小平定了調“統一后……”，因此大陸的口號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于是“一國兩制”始終定位為統一模式，十余年來大陸政權和學者完全不敢逾越此一限制去靈活地思考“一國兩制”其他的可能性。其實“一國兩制”如果可以靈活運用的話，我們可以思考的空間就大得多，個人以為“一國兩制”可以作為兩岸的和平架構，換言之，大陸不妨去思考“一國兩制、和平統一”（臺灣大學王曉波教授也使用過此一名詞，不過他的意思是指“一國兩制”是兩岸現狀的就地合法）。個人以為將“一國兩制”從“統一模式”轉變為和平架構，應該具有以下的積極意義：

　　一是不論在兩岸當局各自的憲法或是在國際法法理都是說得通的，因為目前在國際上大家都遵守“一個中國”原則，所以沒有雙重承認，沒有兩個中國同時提出現在國際組織之中。在兩岸政權各有自己的憲法中，兩岸之間的主權和領土是相互重疊的，所以在法理上兩岸的主權沒有分裂，領土沒有分裂，只有事實分治，所以“一國兩制”在法理上是現實存在的。

　　二是既然兩岸目前在事實只有分治，因此兩岸之間對等的“定位”就是事實上應然的安排，也是法理上必要的安排。在兩岸之間既要對等，又沒有國際的范例可以遵循，所以在定位上不妨采取幾個方式：可以是“模糊定位”，如“國統綱領”的互不否認對方為政治實體，或是一個中國原則下的臺灣當局與大陸當局對等；采“時限定位”，如在中國完成統一前，一個中國原則下的臺灣與大陸的對等，即統一前“一國兩治”；也可以是“空間定位”，如在兩岸范疇中，中國大陸與中華臺北對等；當然也可以是綜合以上三者，或其他更多的方式加以混合定位。在國際社會一旦兩岸之間確立了法理上的一國和現狀上的兩制，而且與是兩治，即確定了現況的一國兩制之后，兩岸之間互相定位就獲得暫時性妥協的方案，則從兩岸之間的互動到兩岸在國際間的安排，就自然而然必須去討論從“一個中國，互相排斥”的現象，到一個中國，互相并存的新局，甚至是互相協助的模式。

　　三是此時作為和平架構的“一國兩制”本身具有過渡性、可塑性的優點，它既可以進一步趨統，也可以作為兩岸之間既對抗又合作的相當長期性的暫時安排，也只有在此種意義之下，大陸所說的在“一個中國原則，什么都可以談”的承諾才是有意義的，這時如果尚有人質疑“一個中國原則”是否可以談，那就是推翻自己存在的基礎，因為兩岸的一切是從那個法理上的“一個中國原則”出發的，更重要的是類似現況的“一國兩制”在臺灣也可以被認定或書寫為一國兩治。

　　四是在現況的一國兩制（治）下，臺灣步上談判桌就不是大陸片面承諾臺灣六個條件、七個條件，或是幾個條件不變，而是臺灣自身從現況不變的基礎上去爭取更多的條件、更好的保障、最佳的處境、更長久的安全，這樣一國兩制（治）就可以就要以有很多解決兩岸關系的模式來對話，甚至包括一個中國原則下的獨立選項也可能有對話的空間，因為在和平架構下的一國兩制（治），除了法理上的一個中國原則外，在兩制（治）之間是兩造并不隸屬的對等關系，對大陸而言，這就是將一個中國原則和中國統一的目標區分開來，使臺灣在無后顧之憂的情況下，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使大陸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內，以自身長處吸引臺灣。按目前大陸將一國兩制視為統一模式的情況下，對臺灣而言，一旦進入一個中國原則，強調現況為兩制（治）并存，未來則是開放談判，則一個中國原則對臺灣就是一個可開放的空間，這樣的處理肯定比錢其琛的新三段論，比錢其琛七條更具有想像的空間。這就凸顯了在港、澳一國兩制是統一模式，在兩岸是和平架構的重大差異。

　　第三：在大陸憲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必要時可以設置特別行政區”，這就是其后大陸和港澳地區設立特區的法律依據。我們很清楚地看到這里所說的是特別行政區，既是特別行政區，所以其自主性當然有限。從此一角度來論，大陸作為中央政府撤換香港特區的行政官員，其實也沒有任何不合法的精神，當然由香港立法局自己提出此種建議是有些奇怪，因為縱使在大陸各省、市、區一級的地方政權也都是設法去維護和爭取保有地方自己的權力，豈有自動“上繳”之理，但無論如何特別行政區的“特別”只是指特區的經濟，社會、特區組織的架構和司法審判權等地方行政部分的權力，而非政治權，大陸的一國兩制給人們根深蒂固的印象也就是行政特區，所以對臺灣而言，一國兩制就是地方政府，過去在“中華民國”體制下，臺灣作為地方政府在兩岸都是事實，所以過去反駁的重點在一國兩制是讓“中華民國”消失，現在廢省了，所以臺灣反宣傳的重點就是矮化臺灣（我們）為地方政府。大陸雖然說過兩岸談判不是中央與地方，是平等協商，但是大陸一談到“一國兩制”“香港垂范”，馬上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央對地方，這是大陸在宣傳上自相矛盾之處。其實目前中國大陸境內的特區有二種：一是經濟特區，一是行政特區，都是中央與地方關系下的產物，但是一國兩制的創意豈能僅止與此，一國兩制如果僅止于現況一切不變，那就再沒有任何活水源頭可以超越前人，一國兩制的真正精神在于包容異己，把不同的制度置于一個框架之下，各自發展，尋求互補；另一個特色是無窮創意，敢于突破，鄧小平在八三年提出一國兩制的時代是沒有教科書，大陸學者有人說六十年代的毛澤東、周恩來的“一綱四目”是“一國兩制”的源起，事實上“一綱四目”是康熙對付鄭經、鄭克爽的模式，是招降納叛，是“一國一制”，而且是臺灣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至于香港的“一國兩制”是五十年不變，十五年之后不必變，不必變的原因是大陸已經改變了，這是一個大膽的創意和突破。因此大陸學者討論“一國兩制”理應本此精神，不在書本中找答案，不妨在現有的經濟特區、行政特區之外再作些思考，例如“政治特區”、“政治試驗區”或是“政治特別邦”。在“政治特別邦”中安排兩岸間未來或是大陸方面所希望的統一后的架構，這種的“政治特別邦”應該是一種對同根異質文化的肯定和發揚，“政治特別邦”也可以將國際的“邦聯制”的優點加以吸收，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原創性的特點，這樣一個特區在全中國的事務參與一定可以帶來各種各樣的新思維、新沖擊，而這些新思維、新沖擊正是中國文化再啟蒙、再復興必要的因素，甚至可以是中國在西式現代之后，下一波創見“中國特色”必要的動力。然而如果將“一國兩制”的創造力止于港、澳模式，則必定不可能產生如此巨大的驅動力量，這就是說“一國兩制”在港澳是建立特別行政區，在兩岸則是在新的中國之中建立“政治特別邦”，當然這只是對大陸學者關心終極統一模式的例子而已，并不意味著臺灣可能的反映是如何，因為這是十分遙遠的事。我們的重點是希望大陸學者多突破、多思考，兩岸學者在創意的思考下，也許可以為兩岸找出新的和平的出路。

　　五、結論

　　總之，個人以為臺灣最近幾個有關臺灣民眾贊成“一國兩制”大幅提升的民調目前是無法解釋的，我們必須承認在最近的一年中，大陸當局和臺灣統派并沒有作出相對的努力，因此以為可以快樂的收獲，但這很可能只是虛的數字，而非實的人頭，因此此現象對臺灣統派仍須慎重觀察，對大陸當局，則應該將此現象視為真正反省，提升“一國兩制”研究的重要信號，才能在未來證實兩岸統一的高潮已經來臨的時候，端出一道讓臺灣獨派也認為不太委曲的方案，勉強可以接受，一旦目前的結果只是有如浪潮一樣曇花一現，水過無痕的話，也同樣可以將更創意、更突破的兩岸方案，引起臺灣民眾的認真思考和嚴肅對待，一旦有此功能，才有可能真正創造民意，屆時的民調才是自己努力的結果，辛勤的耕耘，那時迎接民意，喜悅收割，才是實在、可靠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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