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尋根:從地名釋義看兩岸歷史淵源
地名是歷史文化的化石。在中國大多數地方,地名皆蘊含著濃厚的社會文化背景和時代意義。臺灣作為中華民族晚近的新拓地,這種文化意義尤為深厚而豐富。在臺灣地名中,有的與其地形、地貌和方位有關。如頂坪、深坑、鶯歌、鵝鑾鼻、林口、線西、線東等;有的來自于當地動植物、礦物等物產,如鹿港、蔗廓、番薯寮、柯子寮、大稻埕等,也有“原于先住民者,如臺東稱卑南,民雄曾是打貓,屏東是阿猴,高雄為打狗,新竹是竹塹,大龍峒番名叫大浪泵,八里原名八里坌。”當然還有的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日本殖民者留下的烙印,如福爾摩沙、三貂角、王田、紅毛港、關西鎮等,但更為普遍的地名則是明清兩代臺灣拓墾開發的產物。這些地名遍及全島各個角落,且大都與當時拓墾者的籍貫、姓氏家族、宗教信仰、戶數、首領或拓墾的規劃、合作防御措施、拓墾成果以及墾成后的聚落變遷與行政規劃密切聯系。下面試圖從這些方面,踏著拓墾者的足跡來探尋臺灣先民之根,以揭示臺灣與祖國大陸相濡以沫、血濃于水的歷史淵源。
與拓墾者祖籍有關的地名
臺灣居民大多數來自閩粵兩省,其中以福建泉州府、漳州府和廣東嘉應州者最多。移民們在陌生的新天地里謀生創業,故鄉的山川草木、風土人情總是那樣令人魂牽夢縈,因而他們往往把祖籍的地名移植于新開拓的居住地,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在厝、寮、店、埔、街等之前冠以祖籍地名,以示該新聚落開發者來源地。如彰化縣的泉州厝、大埔,嘉義縣的海豐、南靖、東石,云林縣的興化寮、龍巖,屏東縣的潮州鎮、潮州麻、潮州寮等。這類地名遍及全島各個角落,其中“福建到臺移民用祖籍府縣州名稱呼的地名達50個。”府縣州名之外,還有小的地名也被移植過來。例如安平原是鄭成功的故鄉之名,他收復臺灣后便被命名于一鯤身港。高雄縣的鳳山、鳳山街、鳳山厝、旗山、旗山莊和屏東縣的鳳山厝、新竹縣的鳳山溪,都是移自于泉州的鳳山、旗山,臺北縣芝山巖移自龍溪,嘉義東石鄉、澎湖的東石村、鹿港鎮的東石里都移自晉江,鼓山也是廈門移民將其名義移植過來的。
與拓墾者的姓氏宗族有關的地名
移民在陌生、惡劣的生活環境下,往往同一姓氏的宗族聚族而居,形成血緣聚落,共同開墾一地,并以其族姓為地名。例如臺南縣的胡厝、孫厝、謝厝寮(閩南人稱房屋為厝),苗栗縣的頭屋、桃園縣的宋屋(客家人稱房屋為屋)等等,不勝枚舉。這些以宗族組織為中心的地名,是傳統農業社會制度下的產物。近代以來,由于工商業發達、交通運輸便利等因素,人口遷移頻繁,以致這些地名雖仍留存,但大部分已喪失其原本意義。
與拓墾者的神明信仰有關的地名
移民為了凝聚同籍、同業之間的力量,往往把祖籍的神明移祀于臺地,及墾殖有成,則建廟蓋宇以祀之,以致聚落中有不少以廟宇來命名者。如臺南縣的關廟鄉、澎湖縣的馬公市(舊稱媽宮),而更普遍的則是冠以媽祖、天公關帝、五福、土地公、清水寺、水仙宮等名稱。
與拓墾的戶數有關的地名
墾荒拓野之初,住戶稀少,寥寥數屋坐落于廣袤原野,出于安全需要,數家聚居一處,彼此守望相助,久而久之,亦成了地名稱呼。如高雄市有三塊厝、五塊厝,屏東縣有六塊厝、九塊厝,臺中縣有四塊厝,臺東縣有七塊厝,臺南縣有三舍村,嘉義縣有五間厝。
與拓墾的合作方式有關的地名
為了解決資金勞力之不足,移民常由數人出資合股開墾,于是股份合作意義的“股”、“份”字常常演化成地名,甚至連開墾時鬮定次序的“鬮”字也被用來做為地名。如臺北縣有五股、六股、十三股;臺南縣有三股、七股、九股;員山鄉有三鬮,三峽有二鬮,阿蓮鄉有九鬮等等。由于宜蘭平原原拓墾時,墾戶常聯合10個或10個以上的佃戶一起拓荒,十小結結合一結,十結合為一大結,形成一種獨特的拓殖團體即“結”。日久,“結”亦轉化成地名了,如宜蘭縣有一結、二結、三結、四結、五結、十六結。
與拓墾者所建的水利設施有關的地名
移民投下資金、人力拓出土地后,要做到旱澇保收,埤圳、陂塘、堰汴等水利設施的興修是不可或缺的。“高雄路竹鄉的三老爺陂、北領陂、新園陂,湖內鄉的大湖陂,彌陀鄉的烏樹林塘,鳳山縣的赤山陂等,據說都是鄭成功時代開鑿的。類似以埤圳為名的地名在全島更是多得不勝枚舉。如埤子頭、埤子腳、圳頭、圳寮、大圳等等。
與拓荒者所建成防衛設施有關的地名
除了興修水利以抗天災外,拓墾者仍要應付各種“人禍”,即與原住民、其他祖籍的移民爭奪土地資源,以武力為后盾來推進拓展土地。隨著移民的拓墾深入到以丘陵、山地為主的中北部的南投、苗栗、新竹等地,原住民的活動空間被日漸壓縮。為了防止原住民侵擾聚落,拓墾者往往在臨近山口的險要處構筑軍事防備設施,設隘首,豎木柵,施圍堵,劃土溝,是故由南到北、由西而東,臺灣各地皆留下許多和堡壘有關的地名。如恒春附近海岸的柴城,臺南市的土城子、竹蒿厝,臺中縣的土牛溝,宜蘭縣的頭堵、二堵、三圍、四圍,基隆附近的五堵、六堵、七堵、八堵、臺北市的石牌(清代臺府在漢番交界處所至的標志)。
與明鄭成功政權的軍事建制有關的地名
除了民間武力拓墾遺留下不少地名之外地人,明代鄭成功守臺時期大規模的軍事拓墾亦造就了不少地名。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后,為了維持龐大的軍需,鞏固抗清基地,而實行了屯兵于農的屯田制度。“當時屯田處多達40余處,而以鹽水港地方最密集,鳳山地方次之,臺南市近郊因水利佳處,早為移民所墾成故極少。”當年鄭氏的軍事建制有不少就蛻變成地方的名稱。如新營、舊營營、五軍營、營盤邊、營盤坑、本營、將軍、左鎮、二鎮、果毅(以上在臺南以北);營前、營后、左營、右沖、前鋒、后勁、后協、援剿中(以上下班在臺南以南)。此外,由于鄭氏將從荷蘭人手中接受過來的王田改名為官田,“直到現在,臺南縣縱貫公路彎,猶保留有叫‘官田’的地方。”
與最初的拓墾面積有關的地名
臺灣土地丈量一直以甲為單位,當時的拓墾成果也就比較廓清,沿襲久之亦成為地名。在歷史上臺北附近就有六甲、九甲、十二甲等地名,臺南縣有三甲、六甲、十三甲、三十五甲,鳳山地區內亦有五甲之地名。又因五甲相當于一張犁的面積,故臺北市有三張犁、六張犁,臺中市有四張犁,高雄縣有八張犁、十張犁之名。
與拓墾聚落變遷有關的地名
移民在最初開拓的土地落居后,往往會不斷地拓墾擴大聚落,加上不同族群相互爭奪土地資源而分類械斗的影響,都導致了不少聚落的興衰變遷,于是針對新舊地名稱呼就又有新店、新社、新港、新厝以及舊街、老街、舊港等名稱。
與政治教化有關的地名
隨著土地的大片開發,最初的小聚落日漸繁多,統治者亦隨之設置行政區劃加以管理,命名往往帶有政治教化色彩。例如鄭氏來臺后,首都命名為東寧,設承天府和天興、萬年兩縣,并在初開拓的區域劃分“里”,取長興、嘉祥、仁德、仁和、仁壽、歸仁、新昌、維新、永康、永定、新化、善化等地名,光緒初年新設恒春縣的同時,也起了宣化、仁壽、至厚、德和、永晉、泰慶、咸昌、治平等具有濃厚儒家教化色彩的地名。至若彰化,原名半線,本為“番”社,于1722年置縣,為了“彰顯王化”,乃由官方所命名。嘉義原名諸羅,1786年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地軍民合力抗拒林爽文起義,清廷為“嘉許其忠義”,而賜此名。
與紀念開基先人和鄉賢名宦有關的地名
為了紀念、表彰拓墾斯地的先人,當地的鄉賢名宦,京產生了不少人物式地名。如南投縣的林圯埔(鄭氏部將)、國姓鄉,臺南縣的林鳳營(鄭氏部將)、將軍鄉(施瑯將軍官莊所在地)、臺南市的本淵寮開發始祖黃本淵、蘇澳墾首蘇士尾、吳金城墾首吳金、阿公店(拓墾初一老翁在此搭草寮開店)等。
地名勝古跡是歷史文化的縮影。從上述臺灣地名溯源中,我們可以明確地了解到這樣一個基本歷史事實;臺灣歷史就是一部華夏民族在臺灣島上的開發史。400年來,一批批的華夏族先民渡海來臺,披荊斬棘,開山拓土,化荒蕪為沃壤,在島上落居生息下來,其經營建設臺灣的歷史遺跡不少就演化為地名而相傳下來。從這些遍布全島的地名所表現的含義、精神,不僅可窺當時移民拓墾的措施、方向和過程,亦足以明了移民對祖國大陸的認同與依戀。臺灣人與大陸人源自同一祖先,臺灣是來臺灣省的大陸移民工胼手胝足、流血揮汗經營開發的,兩岸之間有著相濡以沫、血濃于水的親密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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