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云涌的反“兩岸服貿協議”及反核四社運,讓臺當局、“立法院”以及島內政黨更加重視政策溝通工作。現在,一談到政策溝通,大家似乎都認定是黨政機構的責任,而相對忽略了傳統媒體及網絡新媒體,也應針對重大公共政策,發揮守望環境的告知功能。
臺灣《中國時報》16日發表評論說。不管傳播科技如何進步,新聞媒體向閱聽人解釋重大政策內涵,本就是傳媒應該要發揮的正面社會功能,也可以說是一種基本的社會責任。
從傳播依賴理論來說,民眾遇到與自身及群體利益有切身相關的重大政策,本就希望依賴媒體對政策的解讀,獲得一窺政策堂奧的指引。但臺灣的新聞媒體,不管是傳統媒體或新媒體,卻常常以沒有收視率或閱讀率為理由,對深入剖析公共政策興趣缺缺。
現在,臺當局各“部會”都會將政策內容載于“官網“中,供民眾查閱。同時,有些“部會”也開始制作關于重大政策的懶人包,讓民眾可以快速掌握政策重點。然而,因為政策營銷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宣作業,所以,在說服民眾接受政策時,往往較強調單面訴求,而較少主動以正反并陳方式剖析問題關鍵。
因此,民眾若要深入了解重大政策內涵,光是接觸臺當局或反對黨的文宣素材,往往無法得窺政策全豹,若能得新聞媒體之助,每遇重大政策,便以雙面或甚至多面并陳方式,將所有與政策內容有關的爭議焦點,都一一攤開來詳細檢視,或透過專題報導,或經由學者專家的理性辯論,厘清所有爭議,必然對于政策要旨,有更客觀完整的認識。
就此以觀,臺灣“中天新聞臺”日前播出的核四大辯論特別節目,就是一次很好的媒體示范。所有正反論點,都攤開來一一檢視,讓民眾了解問題癥結所在。像這樣的節目,本該是媒體遇到有爭議的公共政策時,處理議題的常態,如今在臺灣卻成了鳳毛麟角的罕見特別節目,這實在是反映出臺灣新聞媒體在政策告知功能上的長期集體失職。而這種失職,終于讓社會為爭議性的重大政策,付出了有心人挑撥,多數人懵懂的慘痛代價。
事實證明,重大政策若不厘清爭議,會成為社會動蕩亂源。而息爭止紛,不能只靠臺當局或政黨之力,因為提出政策的執政黨,已然成為卷入爭議之一造,此時,唯有新聞媒體基于社會責任,以最客觀的立場,充分發揮政策告知功能,為民眾完整分析政策的利弊得失,才能讓多數民眾對政策蘊涵的問題,有清楚理性的判斷,不受有心人之蠱惑。這是媒體在民主社會中應該扮演的角色與必須發揮的功能,新聞媒體對此不能規避卸責。(作者為臺灣師范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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