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新華澳報》今日刊載評論員富權的文章指出,蘇貞昌接任民進黨主席之后,在兩岸事務領域上發生了某些可能對民進黨較為有利的變化,蘇貞昌卻未能好好地把握住這些難得的機會,且在兩岸事務上似放“詐雷”。蘇貞昌錯失有利機會顯示他并非是政治家,既沒有遠見也沒有洞察力。
全文摘編如下:
蘇貞昌接任民進黨主席之時,曾“于無聲處響春雷”地放了幾個“炸雷”,其中一個是調整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在恢復“中國事務部”的同時設立更高層級的“中國事務委員會”,并商請其黨內政敵、但卻是黨內諸“天王”中最了解大陸事務的謝長廷出任“主委”。這既是蘇貞昌要縮小民進黨走向再次執政“最后一哩路”的需要,也是搞好黨內團結,調動各派系及一切積極因素(蔡英文除外)迎戰“2016”的手段。
但在此后,卻是“雷聲大、雨點小”,甚至是連“雷聲”也像進入深冬那樣成為絕響,因而這個“炸雷”也就變成了“詐雷”。這極有可能是由于蘇貞昌與謝長廷在推動黨的大陸政策的方式上,存在著較為尖銳的矛盾,因而對將攸關自己的“2016”之夢是否能圓的大陸政策問題,交由其黨內政敵掌理甚不放心。實際上,據說謝長廷主張就大陸政策進行黨內大辯論,但蘇貞昌卻反對,并擔心倘由謝長廷主持大辯論,將會使其借機掌握黨內政策主導權,反客為主,對自已的黨魁地位造成威脅。實際上,這在民進黨內是有過前例的。1998年民進黨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之后,當時的黨主席許信良在黨內的主導地位就逐漸被削弱,陷于邊綠化,反而在大辯論中表現亮眼的陳水扁后來卻受到黨內擁戴,以至于“黨代會”專門為他修訂“公職候選人提名條例”,增訂“陳水扁條款”,使他能解除“四年條款”的束縛,并終能令民進黨實現“政黨輪替”;而許信良卻被迫脫黨參選“總統”,但僅得七萬九千多票,一生英名一夕喪。
當然,蘇貞昌避談兩岸事務,可能也有著其他的原因。包括蘇貞昌目前的戰略意圖是“和陸必先安內”,當務之急是必須鞏固權力,盡可能爭取和團結大多數黨員,而不宜分散精力,去處理目前并不急迫的兩岸關系問題;及在自己尚未知能否獲得連任之前,不愿“為他人作嫁衣裳”,讓有可能接任的蔡英文坐享成果。
但是,蘇貞昌刻意要冷凍兩岸政策,并不等于就可“側側膊,唔多覺”。媒體是不會忘記的,《遠見》雜志就設法專訪了他。面對在臺灣地區享有清譽的《遠見》,蘇貞昌即使心里多不情愿,也得“舍命陪君子”。不過,也不排除蘇貞昌是要借此機會,對他這段時間避而不談兩岸事務進行平衡,以免對自己的“2016大計”造成不良影響。
蘇貞昌在《遠見》的專訪中說,他從來沒去過大陸,大陸這么大、重要、離臺灣這么近,“如果沒有預設任何前提,我用黨主席的身份去看看,我覺得很好啊”。他說,去訪問大陸,跟大陸互動,是要多了解大陸,也是要讓大陸了解臺灣,而不是讓大陸老是透過國民黨,窺探部分臺灣。 蘇貞昌還表示,溫家寶說卸任后想來臺灣走走,他當過“行政院長”,溫家寶如果是以“前總理”的身份來,他這“前行政院長”愿意陪溫家寶看看臺灣。
按一般常識,作為月刊的《遠見》的出版流程,不同于日報甚至是電視、電臺,應是有一段時間,因而這個對蘇貞昌的專訪,至少也是在出版前一個星期做的。而就在此期間,在兩岸事務領域上發生了某些可能對民進黨較為有利的變化,蘇貞昌卻未能好好地把握住這些難得的機會,反而是在“美牛”案上糾纏不休,以至是忙乎于寫信給昂山素姬等小事之上。
蘇貞昌白白放棄有利機會。這顯示,蘇貞昌并非是政治家,既沒有遠見也沒有洞察力;而且私心甚重,只顧自己權位而不顧其所在政黨的利益。而他在“五都”選舉中不顧黨中央的部署,搶先宣布參選臺北市長,就已暴露了其私心。這與寧愿做墊背者的左派傳統作風,相差太遠了。
但愿,蘇貞昌向《遠見》所作的這個談話,是出于他的真心,并能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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