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監察院長”王建煊日前對大學生打工提出批評,認為他們“太笨了”,竟然把人生的黃金時間浪費在不符合成本效益的打工上;王建煊指出,“書中自有黃金屋”,讀書的效益比打工高上幾十倍,他自己大學時端盤子、當家教,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是賤賣時間,才希望年輕人不要重蹈覆轍,王還強調,他沒有說錯話。
對此,臺灣《中國時報》11日發表社論指出,對于王建煊先生“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認知,我們也不認為他有什么錯。但是話又說回來,任何一個人對于打工的價值判斷,都有其客觀時空的約制與主觀評價的權重,也沒有誰的判斷必然放諸四海皆準。勞工團體對王建煊的批評也很有道理:若是學生家境清苦生活吃緊,打工維持生計根本是個不得不然的手段,完全不能算是個人的選擇。既然稱不上是選擇,又有什么笨或不笨的問題?勞工團體批評王建煊不知民間疾苦,就是因為他似乎不太能體會貧窮人家子女的客觀經濟限制。
王建煊先生知不知民間疾苦是一回事,但我們認為他此次發言所反映的更大問題,是他的思考與觀念,缺乏對其他種種與自己見解不同者的想像、理解、包容,更無法欣賞一個異質分歧、人相人殊的多元之美。王建煊對大學生的批評,也許該與其他幾位社會名流先前的評論,合并起來解析。
其實,王建煊、洪蘭與李家同所表達的意見與評論,都有相通的思考盲點。這三位在臺灣都有非常高的社會聲望,也都是事業有成、對于教育或弱勢非常關心的意見領袖。但是,正因為他們都是事業成功的人,他們對于自己一路走來的經驗、幫助自己成功的思考或堅持、引領自己的信念,就有相當的把握。社會上大概不曾有人挑戰過這些成功意見領袖的經驗、思想或信念,而他們也樂于將這些心得與他人分享。但是分享心得是一回事,若是對其他與自己見解不同者施予貶抑或責難,那就失之偏狹了。
以大學生打工為例,即便不是經濟上需要,若是學生加入建教合作計劃,理解一些企業實務運作、觀察一下社會生態,又有什么不可以?又笨在哪里?那些被批評為恐龍法官的,不也是因為他們只知道埋首律令書堆,不知民間疾苦?洪蘭教授自律甚嚴,但大學生若是因為偶爾起床晚了,第一堂課啃口面包,又哪里值得在雜志公開批評?再說看漫畫,學生若在課業壓力下偶爾消遣排解一番,翻翻雜書閑書又礙著誰了?如果小學生看漫畫書是浪費時間,那么究竟到哪個階段才能讀金庸的射雕英雄傳與天龍八部?什么年紀讀雜書才不算虛度光陰?
社論最后說,相對于洪蘭與李家同兩位教授,王建煊先生的發言更值得評論,因為他當下不是教授,而是職司風憲的“監察院長”。“監察院”能夠做的事、該做的事非常多,“院長”實在可以考慮把批評大學生打工的時間,用于做好監察工作。“監察院長”常費力氣在批評學生打工、幫弱勢者洗腳上,做這些沒有效益的事,套句他自己的話,真是“笨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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