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26日，中國與美國、英國一起發表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接著以反法西斯同盟主要國家的身份成為聯合國創始國之一，開始在國際社會承擔重要責任。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備受列強欺侮的狀態相比，中國的國際地位發生了根本變化，特別是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大國的地位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承認。中國的國際地位之所以實現質的飛躍，是因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從一開始就具有國際意義。中國在抗日戰爭中付出巨大犧牲，與盟國協同作戰，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抗日戰爭迫使日本放棄“北進”方針

　　19世紀末，剛剛完成明治維新的日本就將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劃入其“利益線”之內，認為只有控制和占領富庶的中國東北，才能進一步實現向北戰勝蘇聯、向南通過“世界最終戰爭”戰勝美國，進而取得世界霸權的目標。所以，中國東北不僅在日本戰略計劃中的地位舉足輕重，而且其命運也為國際社會所關注。

　　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后即開始實施其戰略目標，在中國東北屯兵最多時達80萬，并在當時與蘇聯的邊界線上修筑了號稱“東方馬其諾防線”的要塞群，其矛頭顯然是針對蘇聯的。蘇聯也明顯感受到來自日本的威脅，特別是1938年和1939年，日本關東軍兩次在同蘇聯交界地區制造大規模軍事沖突，即“張鼓峰事件”和“諾門罕事件”。盡管日軍進攻被挫敗，而且日本與蘇聯簽訂了“中立條約”，但這并不能解除蘇聯的擔憂，不得不分出一部分主力部隊駐守在遠東防備日本。1941年6月22日德國進攻蘇聯后，要求盟友日本從遠東發起攻擊加以配合，這也為日本實施北進戰略帶來了機會。但面對這樣的局面，關東軍和日本軍部卻開始重新檢討向北進攻蘇聯的戰略。

　　之所以發生這樣的變化，是因為日本軍隊在占據中國東北甚至建立傀儡政權后，先是遇到抗日義勇軍的大規模抵抗，接著又面對抗日聯軍的持續斗爭，關東軍必須分出相當多的兵力鎮壓中國民眾的抵抗運動。而為維護傀儡政權的“安全”，關東軍還要南下占領山海關，推進至熱河、長城一線，與中國軍隊頻繁發生沖突。在華北地區局勢緊張乃至盧溝橋事變發生后，日本更是陷入了與中國的持久戰。由于投入中國戰場的日本陸軍主力已力不從心，當然不敢貿然把關東軍投入到對蘇作戰的新戰場。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稱，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現在正用于中國，（北進）實際上辦不到”“帝國目前正在忙于中國事變，而且同英美之間的關系處于微妙階段，所以，以暫不介入（蘇德戰爭）為宜”。

　　偵察到這一情報，蘇聯終于消除了兩線作戰的顧慮，把數十萬準備用來對付日本的軍隊從東線調往西線，集中力量對德作戰，從而保證了衛國戰爭的勝利。當時的蘇聯十分清楚中國在東方牽制日本軍力的作用，盡管與日本有“中立條約”的約束不可能直接出兵對日作戰，但為減輕中國方面的壓力，還是在其他方面支持了中國的抗戰。直到今天，全俄老戰士和軍務人員委員會主席仍強調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的重大貢獻”，認為中國抗戰在世界的東方戰場牽制日本軍力，以致受到打擊的日本不敢進攻蘇聯，解除了蘇聯在其東部國界受到的威脅。

　　中國抗日戰爭阻滯日本“南進”擴張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1940年5—6月德國閃擊西歐取得巨大成功，英法美等國均將戰略重點轉向歐洲，東南亞及西南太平洋地區遂成為美英等國防御的薄弱環節。這為日本南進發動太平洋戰爭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于是“南進論”在日本迅速抬頭。

　　但是，為了“南進”作戰，日本必須盡快結束在中國的戰爭，從同中國持久戰的泥潭中拔出腳來。日本開始認為中國之所以堅持抗戰，是對日本的國力估計過低，同時得到了第三國的援助。因此，將政策重心“放在處理中國事變上”的日本，一方面企圖通過建立“近衛新體制”和“經濟新體制”，向中國顯示其國力的強大，再借助與德、意訂立三國同盟條約加強自己的國際戰略地位，對中國形成威懾，以打擊中國的抵抗決心。另一方面，日本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切斷中國的物資輸入線，同時奪取南進基地。

　　然而，中國的抵抗決心并沒有因此受挫。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的歷次會戰依然激烈，八路軍也發起了百團大戰等敵后作戰。中國軍隊犧牲重大，但日軍始終未能取得決定性進展。被日本寄予厚望的迫降蔣介石政府的“桐工作”也宣告失敗，大量日本軍隊仍然被牽制在中國戰場，根本無法在短期內結束在中國的戰爭。同時，日本逐步減少在華兵力的計劃也遭到參謀總長杉山元和中國派遣軍的抵制。中國派遣軍強調以現有兵力對華作戰已感吃緊，反對減少兵力。因此，到1941年初，日本大本營不得不決定“保持現在的對華壓力”到秋天，仍把“處理中國事變”放在第一位。

　　蘇德戰爭爆發后，日本確定了暫不介入的方針，但也計劃“依然向處理中國事變的目標前進，同時，為確定自存自衛的基礎，跨出南進的步伐”，“不辭對英美一戰”。然而，中國戰場仍是日本最大的后顧之憂。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認為，中日戰爭已經5年了，“僅僅一個中國，日本的力量就很勉強”“現又兩面作戰，情況將會越來越困難”。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則認為：4年多的中日戰爭使日本國力消耗，在中國問題還未解決的情況下南進是難以忍受的。他作為南進主要決策人，主張還是應先解決中國問題。以致在決定對美開戰前，他提出辭職。

　　可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抗日戰場打擊和牽制著日本陸軍主力和海軍部分兵力，使日本遲遲不敢發動太平洋戰爭，為美英等國進行太平洋戰爭贏得了寶貴的準備時間。

　　中國戰區與太平洋戰場相互配合

　　日本襲擊珍珠港后，戰線擴大到太平洋。日本南進的初戰雖然取得勝利，但繼續擴大戰果的目標難以達到，因為中國戰場抗擊著日本陸軍主力。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單獨抵御日寇的中國在得到同盟軍援助的同時，也承擔了更多的國際義務。根據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建議，盟國成立聯合作戰的戰區，中國戰區便是其中之一。中國戰區轄整個中國、中南半島及泰國，面對的日本中國派遣軍是實力強大的戰略集團，包括第6方面軍、華北方面軍以及兩個獨立野戰集團軍和一個空軍集團軍，總人數達100萬。而駐扎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一直保持70萬左右的兵力，隨時可以過來增援。這一局面凸顯了中國抗日戰爭在太平洋戰場乃至東西方兩個戰場中的地位。

　　由于中國戰區的抵抗，日本陸軍投入太平洋戰場的僅有10個師團，不及中國戰場的1/3。而日本在太平洋戰場上盡管投入海軍的主要力量，但由于缺少陸軍配合無法取得優勢，進而中途島戰役后，在與盟軍的逐島爭奪戰中處于劣勢。在進行了將近半年的瓜達爾卡納爾島爭奪戰中，日軍一敗涂地，陣亡2.4萬余人，為美軍的15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無法抽調在中國戰場的日本陸軍主力予以補充。日本海軍提出攻占澳大利亞遏止美軍反攻的作戰方案，也因陸軍兵力不足而被迫放棄。

　　瓜島戰役后，日本在太平洋戰場轉入戰略守勢。1943年初，日本240萬陸軍總兵力中，在中國戰場為66萬人，太平洋戰場為48萬人。可見，日本陸軍主力仍在中國戰場作戰，從而為美軍在太平洋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

　　1943年6月，美軍在新幾內亞東部展開反擊，日軍由于地面兵力不足節節敗退，深感中國戰場牽制之苦。外相重光葵承認“假若中國問題趨向解決，帝國的處境將會大大改善”。但中國派遣軍方面則認為：“中國問題沒解決，大東亞戰爭就不能解決。”向哪個方向增兵，一直是日本大本營的兩難選擇。

　　1943年10月，日本大本營在太平洋戰場兵力吃緊的情況下，決定從中國戰場抽調5個師團到太平洋戰場，另以5個師團為預備隊。但由于在中國戰場發動“一號作戰”，實際上只抽調了3個師團到太平洋戰場，同時又向中國戰場增加了8個旅團的兵力。日本動用龐大兵力在中國發動“一號作戰”，目的是為了挽救太平洋戰場。但這次作戰對日本來說雖然打通了大陸交通線，卻延長了戰線，導致后方兵力進一步空虛，結果是解放區擴大、日占區縮小。更嚴重的是，由于把本土和關東軍兵力投入“一號作戰”，大大削弱了太平洋戰場的防御力量。中國戰場已經與太平洋戰場成為一體，形成協同作戰的局面。日本急切地希望從中國戰場脫身，把陸軍主力調往太平洋戰場，形成英美戰線為主、中國戰線為輔的局面，但這一設想始終受到牽制。

　　1942年初，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在給天皇的奏折中又提出首先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主張，即從日本本土及太平洋戰場調兵到中國戰場，發起進攻重慶的作戰，企圖取得中國戰場的勝利，然后調中國戰場的日本軍隊增援南方。然而，親身感受到中國頑強抵抗的日本軍人認為，那是毫無可行性的“賭博”。當時，中國在本身承受巨大軍事壓力的情況下，仍從反法西斯戰爭的全局考慮，派出遠征軍協助同盟國軍隊作戰。裝備并不精良的中國軍隊在配合盟軍行動時，往往承擔最艱巨的任務，作出了巨大犧牲。特別是在兩次滇緬作戰中，中國軍隊以犧牲13萬人的巨大代價，延緩印緬戰局惡化，支援了太平洋戰場的盟軍。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的戰爭局面盡管十分復雜，盟國取得勝利的道路也十分曲折，但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互相配合、互相呼應、互相支持，加速了戰局向戰略反攻方向轉化的趨勢，則是有目共睹的。1945年1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致國會的咨文中指出：“我們也忘不了中國人民在7年多的長時間里怎樣頂住了日本人的野蠻進攻和在亞洲大陸廣大地區牽制住大量的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