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有槍在美國是合法的，所以在治安不好的城鎮，警察心情很緊張，動輒掏槍就成了習慣。我上個世紀90年代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房東是一對老夫妻，老頭有夜游癥，經常會游蕩到鄰居家的花園里。有一次他真走遠了，老太太和我分頭在馬路兩邊找。這時迎面走過來一位年輕的黑人女警察，老太太很興奮，就大聲招呼，而小姑娘不知何事，四處張望，右手就放在槍套上了。老頭找到以后，老太太請這位警官喝咖啡吃蛋糕，警民同樂。姑娘很開心，說最喜歡幫助居民做這種事情，不喜歡處理刑事犯罪，很緊張和危險。

　　在每一個犯罪率高的美國城市，貧困和骯臟總是集中在、封閉在一些黑人或者其他少數族群的居住區。黑人的貧困率比較高，但是上個世紀60年代以后情況有很大變化，目前70%左右是中產階級，這些人當然不住在貧民區。赤貧人口在美國是少數，沒有多少選票，很多聚集在大城市。其實在中小城市和鄉村同樣有這樣的社區，也存在失業率居高不下的貧困白人社區。在選票決定一切資源分配的制度下，誰會來照看這些對重大公職選舉沒有影響的窮人？奧巴馬很努力，不過他設計的全民醫療保險計劃遭遇重重阻力，因為占人口多數的中產階級覺得，這種計劃照顧的是比他們窮的少數人。在美國，崇尚個人奮斗是主流的價值觀念。不少人認為，國家介入社會生活太多會侵犯個人自由，還會影響經濟的成長。在犯罪很嚴重的窮人社區，政府發現光有福利不行，還得有細致的生活指導。這些舉措經常會遭到當地居民的反對，認為政府想當“老大哥”，干涉到了他們的私生活。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民意有明顯左轉的跡象。在民主黨的希拉里宣布參加總統競選之后，參議員伯尼·桑德斯也宣布要參加。他是唯一公開聲明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在任國會成員，是多年來第一位出來競選總統的美國社會主義者。刺激美國政治左轉的因素不是最底層窮人的狀況，而是在政治上有相當影響的中產階級中下層的衰落。國會參議員、哈佛大學法學教授伊麗莎白·沃倫是一位被公眾和媒體貼上“社會主義者”標簽的政治家。根據她2004年的研究，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因素，美國工薪階層的收入要低于30年之前。她在當時的另一項研究指出，申報破產的美國家庭中有50%是因為無法支付醫療費用。而在去年的一本新書里面，沃倫痛心地寫道，由于貧富差距過大和政府公共投入不足，傳統的機會平等不復存在，中低收入美國家庭的向上社會流動日益困難。

　　沃倫尖銳抨擊華爾街的自私和貪婪，一直要求對金融資本加強規范。但是美國文化的一個弱點在于，多搞社會福利和政府監管被認為社會主義，而社會主義是不可公開討論、更不可公開宣傳的禁忌。其結果是，美國的社會福利一直是西方發達國家中最差的，貧富分化是最厲害的。其實在保留發達市場經濟的同時，美國不妨學習“一國兩制”的思路，更加開放地討論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借鑒一下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政策，讓政府更有效參與經濟和社會的宏觀調控。我們的社會主義意識一直是清楚的。雖然我們的人均收入在世界上仍屬于很靠后的水平，我們在教育、醫療和養老等方面的社會福利一直在改善和進步。我們的高等教育是先進的，又是普通百姓上得起的，醫保的覆蓋范圍也在持續擴大。

　　民主黨左翼的綱領有社會主義成分，重視社會福利和國家調控。桑德斯和沃倫這些政治家代表著我們長期忽略交往和溝通的一個群體，即中產階級中下層和貧困居民。當美國統治階層擔憂中國強大的不友好聲音抬高的時候，擔憂工作機會流失到中國的中下層民眾往往附和。中美雙方的溝通應該是全方位的，不應該忽略對社會主義思想和制度的探討。中美應該互相學習，研究和評估對方在經濟、教育和醫療等方面的社會政策，更多在合作發展與社會公益前提下協調貿易經濟交往，共同來誠懇關心兩國的勞工利益。這對中美兩國的友好關系不是一件壞事。社會主義是一座道德制高點，運用好了，會是我們在外交上強大的軟實力。

　　美好的夢想離現實，其實沒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遙遠。（彭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