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格雷被警察打傷致死之后，巴爾的摩市近日發生大規模騷亂。一些媒體在報道此事時，只強調是因為種族歧視引發了騷亂。事實上，巴市警察局專員是黑人，市長是黑人，市議會議員大部分是黑人，警察群體的膚色也多有色人種。如果僅僅因為種族隔離所致，那么為什么同種族間會有如此大的仇恨？根據筆者觀察，巴市騷亂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巴爾的摩是馬里蘭州北部重鎮、大西洋岸重要的海港。自上世紀50年代非裔美國人為爭取與白人同等地位而發起的群眾性民權運動之后，接踵而來的騷亂使得巴市的社會治安一度失控，暴力犯罪率高得驚人。直至90年代后期，市長奧馬利下令實行“零容忍”犯罪政策。他的理念初衷是通過制止輕微的罪行來阻止重大罪行的發生。事實證明，為治理社會治安，重典治市，使得巴市社會治安在短時間內得到了改善，暴力犯罪急劇下降。但是，重典治市也對巴市社會秩序和未來發展埋下了惡種。

　　首先，重典治市使得濫權執法成為流行文化。期間，警察濫權執法成為一種流行文化。警察本身來自普通民眾，獲聘的警察本身是具有服務精神和冒險精神的群體。這種流行文化引導著不少警察仇視一切上至八旬黑人老婦、下至青蔥黑人少年的非裔美國人，而且濫權執法的舉報常常終止于不了了之的內部審查。在巴市，甚至存在著別地罕見的潛在“規則”：父母會向子女解釋如何與警方相處。

　　其次，重典治市使得底層民眾尤其底層黑人民眾困于貧窮和暴力。幾乎整整一代人都有被逮捕的人生記錄。這極大地影響了他們的就業能力，也拉低了巴市的就業率。雖然是大西洋沿岸重要海港，巴市卻因此無法發揮其所長，取而代之的是毒品交易、黑幫當道。愈壓制，反抗就愈嚴重。重典治市后沒有及時調整治理模式的惡果就是警民矛盾、官民矛盾的升級。當地市民表示，遇事寧愿求助于鄰居，也不會求助于警察。同時，暴力犯罪再次抬頭，暴力犯罪率高達91.4%，成為全美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第三，時移世易卻不知應變的社會治理使得騷亂升級。本次騷亂的持續也與現任市長未及時控制事態發展的治理能力有關。筆者不敢妄評巴市當初重典治市的正確與否，但短時解決問題后沒有及時調整治理制度甚至縱容其成為一種文化，則是悲劇的禍源之一。而治理應變不力只是事件的表象，深層反映的是市政領導對于民情缺少深入了解，對于社區生活參與過少，從而對于全市的社會治理欠缺統籌考慮和頂層制度設計。總之，巴市騷亂根源不僅是種族歧視，更在于社會治理。旁觀事態發展的同時，也應留給我們更多反思。(陳承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