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在紐約舉辦的“地球黑客”大會上，美國監控丑聞揭露者愛德華·斯諾登通過視頻意外“現身”引發了會場不小的轟動。雖然斯諾登目前“身陷囹圄”，但仍沒有丟下自己的“老本行”，呼吁業界同仁研發新技術，以抵御全球政府監控系統。

　　在“監控門”事件曝光一周年之際，一本名為《無處可藏》（英文名NO PLACE TO HIDE）的書或許能為我們還原事件的經過。該書作者格倫·格林沃爾德是最先接觸到斯諾登和報道該事件的記者之一。他也因此獲得了今年的普利策新聞獎。該書首次披露了作者與斯諾登會面的完整經過以及美國國安局監控計劃的詳細內幕。

　　2013年5月，格倫·格林沃爾德前往香港與一位匿名知情人會面，他自稱掌握了美國政府實施監控計劃的證據。在此之前，該知情人一直通過高度加密的通信渠道與格林沃爾德聯系。倆人會面的情景像極了電影中曾無數次上演過的橋段，頻繁更換的見面地點、素不相識的接頭人、令人捉摸不透的接頭暗號。為了安全起見，他還執意要求記者取下手機電池或是將手機放在冰箱里，因為他知道監控無處不在。這位知情人士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斯諾登。

　　時年29歲的斯諾登是美國國安局的一名基礎架構分析員。憑借技術上的天賦，高中輟學的斯諾登2005年就成為美國中情局的技術專家。按照斯諾登自己的說法，他的主要任務是以黑客的手段侵入其他國家的軍用及民用電腦系統竊取信息或為發動襲擊做準備。由于工作關系，斯諾登得以接觸處到美國龐大監控體系的絕密資料。在斯諾登看來，揭露“監控門”的目的只是想激起一場有關隱私、互聯網自由以及國家監控危險性的大討論。

　　但事實上，“監控門”事件的發展遠遠超出了斯諾登和格林沃爾德的想象，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它為外界打開了一扇門，透過這扇門我們得以知曉這套監控體系的眾多細節。身處在這扇門之內的我們正變得“無處可藏”。正如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筆下的“大洋國”一般，在所有場所都裝有一個“電子屏”，而在屏幕的另一端，“老大哥”正在無時無刻地注視著你。

　　美國撒下的監控網無孔不入，包括互聯網服務器、衛星、水下光纖電纜、電話系統、個人電腦設備等都是其監聽目標。其中“無界線人”就是其中的代表。正如這個項目的名稱所指，這個項目區別對象，它會自動搜集全世界范圍內的電話和電子郵件。根據斯諾登提供的資料顯示，自2013年3月8日起的一個月內，該項目從全球搜集到了多達970億封電子郵件和1240億通電話。而“收集一切”正是美國國安局前局長亞歷山大的口頭禪。

　　當我們在互聯網隱私條款中不假思索地點擊“同意”時，可能已經掉入了互聯網公司所設的陷阱中。在“棱鏡門”項目中，美國國安局與微軟、雅虎、谷歌、臉譜、PalTalk、YouTube、Skype、AOL和蘋果等9家互聯網公司都簽有秘密協議。大多數情況下，數據會通過這些公司的服務器以電子方式傳輸給政府，有時情報人員甚至可以直接進入上述公司的服務器和數據庫獲取數據。此外，美國國安局多年來一直從移動設備應用程序中抓取個人信息，這些應用程序包括“憤怒的小鳥”、“谷歌地圖”、“臉譜”、“推特”以及網絡相冊Flickr等。

　　美國政府大多將監控項目冠以美好的名字，但私底下卻干著不可告人的“勾當”。例如，破解網絡加密技術的“奔牛”計劃；針對匿名瀏覽器的“任性的長頸鹿”；可以入侵谷歌和雅虎私人網絡的“肌肉發達”計劃等。資料顯示，美國和英國的情報機構監控的人群包括，歐盟官員、外國領導人和他們的家人，聯合國和其他救助項目（比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負責人等。一個廣為人知的事件是，美國國安局曾長期竊聽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手機。它甚至改變了歐洲一些國家機構的行為規則。據報道，為防止被美國人竊聽，德國議會情報委員現在會特意制定了一套新規：開會時，與會者被要求把手機和電腦放進金屬箱，然后播放德國古典音樂。

　　美國還習慣于“倒打一耙”。美國政府一邊以“安全”為由告誡美國公司不要購買中國互聯網設備制造商華為和中興的路由器，一邊組織黑客滲透上述公司的網絡竊取機密。一份2010年6月的報告顯示，美國國安局在路由器、服務器和其他計算機網絡設備發貨前，都有規律地將其接收或攔截下來，安裝后門監控工具，然后再加入廠家標識重新包裝發貨。

　　美國政府為實施大規模監控，眾所周知的借口是為了“反恐”。但事實上，美國是以反恐為由，借助網絡技術的優勢，達到其自身的政治和經濟目的。2006年，美國政府重新修改了《愛國者法案》，政府可以每3個月向大型電話公司下達數據索取令。2012年，奧巴馬簽署了《美國網絡作戰政策》的總統指令，可以在事先不進行任何警告的情況下發動攻擊。美國政府一再辯稱大多數監控情況涉及的都只是“元數據”（比如：郵件的收發方、主題、位置信息等），而不是內容本身。但稍有網絡知識的人就會知道，這些“元數據”可以勾勒出一個人的習慣和社會關系方面的大量信息，有時甚至比數據內容更為重要。

　　在一些人看來，美國的監控行為并沒有對個體產生負面的影響。他們甚至認為，一個表現良好的公民沒有理由去懼怕一個監控的政府。對于這種想法，格林沃爾德在書中給出了回應。他認為，將互聯網變為監控系統會破壞它最核心的潛質。更糟糕的是，它會將其變為一種壓迫工具，威脅會制造出最極端、最暴虐的武器。斯諾登的擔心也正在變為現實，“民眾看到這些文件后，只是聳聳肩，‘我們知道這件事，但我們并不在乎’”。（胡里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