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在2009年才成立的政黨在意大利的議會選舉中異軍突起,一躍成為意大利第三大黨,這就是由前喜劇演員格里洛領導的“五星運動”。每四個選民中就有一個將選票投給這個沒有組織結構、嚴格意義上來說都不能稱之為“黨”的組織,不僅是格里洛對意大利現狀無情刻薄的批判深得人心,也是許多選民對蒙蒂政府上臺以來執行的財政緊縮政策明確說“不”。
和歐元區所有重債國一樣,意大利在緊縮政策下雖然初步遏制了嚴重的債務危機,但經濟衰退也如影隨形。2012年意大利經濟下滑2.3%左右,失業率達11.4%。2013年經濟可能繼續萎縮,失業率繼續攀升。歐洲的政策制定者認為,執行嚴格的財政緊縮政策、進行結構性的改革是使重債國走出危機的關鍵,但一些經濟學家和研究機構開始檢討緊縮政策的弊端,認為一味地強調緊縮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即將離任的高盛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金磚四國”概念提出者奧尼爾就表示,意大利選舉由反緊縮政策的政黨囊括過半票數,這一事實應該說服歐洲各國政府重新評估恐對歐元未來造成威脅的限制性經濟政策。更明確的反對者是經濟學家克魯格曼。他認為,實施了嚴厲緊縮政策的國家都出現大幅經濟下滑,而且緊縮的程度越高,經濟下滑就越厲害。同時,緊縮政策甚至連減輕債務負擔的最低目標也未能達成。相反的是,采用此種嚴厲政策的國家都發現負債對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有所上升,因為經濟活動的衰減已經超過了借債的削減程度。而且,由于這些國家的緊縮政策并未被其他國家的擴張政策所抵消,歐洲的總體經濟,本來就從未從2008至2009年的危機中整體恢復,又重新陷入了衰退,失業率節節攀升。
即使承認這些問題的存在,歐洲特別是德國為代表的決策者仍然堅持,緊縮和發展是“一個硬幣的兩面”,歐洲必須堅持緊縮政策。德國人的想法是,這些陷入危機的重債國必須為自己不負責任的過去付出代價,就像德國經歷了痛苦改革的十年而重顯活力一樣,這些國家也應該咬緊牙關,堅持改革,增強競爭力。克魯格曼因此抨擊蒙蒂基本就是德國安插在意大利政府的利益代言人,對這個已然經濟凋敝的國家實行緊縮財政政策。
歐洲可能需要新的改革與發展的政策。奧尼爾認為歐洲的決策者應該認識到,緊縮政策不是唯一的模式。但什么樣的政策更有效更切實際卻沒有很好的答案。意大利人用選票表達了他們對緊縮政策的反對,但贏得選票的政黨如“五星運動”雖然戳中了他們稱之為“毀了意大利那些黨派”的痛處,對于如何帶領意大利走出經濟困境卻只有烏托邦式
的幻想,比如說通過保障和增加公眾對信息和服務的獲取權利來減少浪費,削減赤字。保守的《經濟學人》因此譏諷說五星運動的崛起意味著大量意大利人還不明白目前他們的經濟狀況糟糕到什么程度,他們似乎相信有人能用某種魔法把目前困擾他們的問題驅散。(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