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華僑報網今天發表署名倪亞敏文章《日本校園欺凌事件層出不窮為哪般?》。全文如下:
在許多日本電視劇中,人們都能窺見“校園欺凌”的影子。可見,欺凌事件在日本國內是人人皆知,也見怪不怪的了。但是,至于類似事件到底有多少,性質有多惡劣,恐怕具體數字最能說明問題。
據Japan Daily報道,日本文部科學省發布的一組數據顯示,今年4月至9月之間,從小學,初中到高中,國內的公私立學校共反饋了超過144,000件校園欺凌事件。具體來說,這個數字多于2011整個學年欺凌事件的2倍數量。這足以說明,日本校園的欺凌事件普遍存在,并有增無減。
欺凌事件往往給受害者帶來極其嚴重的心理和身體傷害,甚至導致了越來越多受害者踏上自殺這條路,來逃避他們對殘酷現實的絕望。數據顯示,2011年,踏上自殺之路的中小學生數量上升了44%,死亡人數達到了200人,是25年來最高的數值。
日本的校園欺凌事例泛濫,情況越來越嚴重。學校的校長、教師,學生的家長、監護人為什么沒有能夠給出有效的方法使這種欺凌事件消失于世呢?
調查顯示,將近70%的老師認為自己沒有能力處理校園欺凌事件。他們表示,由于教職員工的短缺,教育部門的會議,備課工作使得教師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處理欺凌等事件。但這些說辭,更像是免責的借口。事實是,老師們明白,懷疑某人欺凌學生,是對人權的侵犯。同樣,主動詢問學生是否遭到欺凌,既會使受害者心理上感到傷害,也會使自己失去信任。因此,即使學生反饋欺凌現象,許多教師也只是視為同學間的打鬧,小施懲戒了事。嚴重情況出現,大多也只是出面向受害方道歉。所以,對于學生受欺凌甚至自殺事件的態度,與其說學校的教師和校長是“無能為力”,不如說是“視若無睹”。
學生的家長和監護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欺凌事件的受害者選擇踏上自殺之路時,大多早已被暴力虐待折磨很長一段時間,以致難以忍受才出此下策。并且,遭到欺凌的孩子,心理和行為上都會產生變化。由于許多父母都認為,遭到欺負幾乎是每個人在少年時代都不能避免的,而過度保護他們只會讓孩子在困難前面懦弱膽小。因此,家長并沒有足夠重視孩子變化,或者低估了遭到欺凌的嚴重性。許多家長在孩子自殺,并留下遺書,說明自己因難忍欺凌侮辱才離開人世時,才追悔莫及。
在無法扼殺欺凌的背后,日本社會的文化背景也是原因。在日本,很多場合都有人表達一種“啊,真可憐”同情。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腔調的背后,卻幾乎沒有要改變這些不如人意的現狀的行動和意愿。這確實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就如同“真可惜,但也只好這樣吧”的感嘆。有人認為,這是宿命論的作用,及江戶時代提倡儒學,教化人們心甘情愿地接受外界的苦難,加之禪宗術語“我慢”的日語釋義也在于告訴人們去忍受、忍耐、容忍,在日本形成了一種“忍受現狀”的態度。因此,受這種大環境的影響,不僅欺凌的受害者自身不會有積極的態度去反抗,周圍的人也比較淡漠。
日本學生因遭到欺凌而自殺的例子正在不斷增多。如果日本全社會不對這種現象提高警惕,加大力度處理,這或許會釀成日本社會一種新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