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使之死暴露美國痼疾

　　在“9·11”事件11周年之際，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史蒂文斯在班加西的反美抗議中遇襲身亡。聞之，世界輿論出現不同反應：有的震驚，有的幸災樂禍……

　　有一點必須毫不含糊：根據國際法的原則和精神，對外交機構和外交人員的襲擊，不論出于何種原因和目的，發生在哪個國家，針對哪個國家，都是不可接受的。國際社會理應強烈譴責這種針對外交人員的嚴重暴力行為。除此之外，圍繞美國大使之死，人們的立場和看法多種多樣。很多人都在問：為什么會這樣？接下來會怎樣？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事件發生當天的講話中說：“今天許多美國人都在問，實際上我也問我自己，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這怎么會發生在一個我們幫助解放的國家？發生在一個我們幫助免于被摧毀的城市？”

　　但希拉里·克林頓接下來的兩句話泄露了天機，“我曾派史蒂文斯同利比亞反對派保持聯系”“世界需要更多的史蒂文斯”。

　　前一句反映了美國插手中東，推動“阿拉伯之春”的政策和行動；后一句反映了美國在世界范圍干預別國事務的戰略和雄心。

　　在“9·11”事件后，美國為了鞏固和擴大在中東地區的影響，除了繼續依靠其鐵桿盟友以色列外，推出了大中東計劃，試圖通過把美國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價值觀推廣到中東去，對中東進行改造。似乎一個國家一旦實現了美國式的“民主”，該國的政策選擇就會符合美國的利益，該國的民眾就會親美。

　　但美國的政策設計暴露了美國政策的短板，或者叫痼疾：美國的地區和國別政策往往搞雙重標準，搞拉一派打一派，特別是對一國國情選擇性失明，導致美國設計的政策經常水土不服，甚至適得其反。美國在中東長期奉行的扶持以色列的政策為自己樹立了大量敵人，反以力量同樣把美國當作了敵人。一些伊斯蘭極端勢力更把美國當作西方異教勢力的代表和眼中釘。

　　美國依靠自身實力和中東一些勢力、國家的配合，打開了一些中東國家“變革”的大門。但與此同時，一些反美勢力也借機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甚至掌了權，奉行的對外政策令美國有芒刺在背的感覺。

　　很顯然，美國今后在中東的日子不會太平。美國在世界各地的干涉政策雖然也許一時一地為美國能夠爭得利益，但給自身帶來的麻煩也會如影隨形。

　　這也給我們一個啟示：力量誠可貴，霸權要不得。只可惜，美國也許明白這個道理，但要主動放棄霸主的地位和一身霸氣，難上加難。因為，美國仍固執地認為“世界需要更多的史蒂文斯”。 （賈秀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