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6日,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在全球發布2011年世界人口狀況報告稱,本月底世界人口將突破70億大關。這個沉甸甸的數字,對于全球以及中國意味著什么?
慣性增長仍將持續
二戰后,許多發展中國家意識到人口增長帶來的問題,都不同程度地實施了家庭計劃,但為何人口增長仍未放慢腳步?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解釋,由于世界人口基數大,導致增長慣性在短時間內不會消失。至少到2050年前,世界人口總量都會呈增長態勢。然而,隨著內在增長動力逐步衰減,世界人口的增速將出現放緩勢頭。
世界人口增長的另一個特點是不平衡性。超過90%的新增人口集中在發展中國家,其中又以非洲、南亞國家為最。受到歷史傳統、經濟水平、生活方式等因素影響,他們的總和生育數都超過世代更替水平,達到3—4個,甚至5—6個。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則進入低生育水平,北歐、日本等國更陷入少子化和老齡化的窘境。歐盟前不久為緩解退休金支付壓力,敦促歐洲各國提高退休年齡。而日本出現勞動力老齡化局面,45—59歲的勞動力比重增加,拖累創新產業發展,影響現代服務業升級換代。
諸多問題接踵而來
“人口爆炸”的時代,全球的一些矛盾也表現得更為尖銳突出,例如糧食問題、資源問題等等。對此,中國人口學會秘書長解振明表示,不能以“人口決定論”的思維簡單地把糧食、資源短缺歸咎于人口增長。人作為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雙重屬性,決定了其在無條件消耗的同時也在有條件創造。近兩百年來糧食增長的速度遠遠高于人口增長的速度。從1960年到1980年之間,全球糧食產量翻了一番,而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世界人口增加一倍半,人均糧食消耗增加17%。因此,還是要“兩手抓”,一手抓控制人口,一手抓科學技術。縱觀全球,形勢并不樂觀,像目前泰國洪災這類自然災害,以及局部地區戰爭和生產力低下,都令糧食生產受到阻礙。
資源方面同樣如此,一方面要研發可替代能源、開發太空,一方面要控制人口并提倡環保的生產消費模式。目前,中國人均能源消耗量只是美國的20%,如果中國人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同美國人一樣的話,必然會對世界資源和環境產生巨大影響。
區域性合作將增強
相對于國際上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每年開會的“風風火火”,人口領域的國際合作似乎“默默無聞”,真的是這樣嗎?
專家表示,這其實是一種錯覺。世界各國對人口問題都非常重視,例如聯合國專門成立了人口司,這種為專門問題在聯合國成立一個司的情況并不多見。聯合國在1974、1984、1994年舉辦三次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其中1994年的開羅會議通過 《關于國際人口與發展行動綱領》,當時對我國可謂一個全新概念,并促成日后中國人口工作思路和方式的轉變。此外,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盟每4年舉辦一次國際人口科學大會,后年將在韓國釜山舉行。
陸杰華認為,人口問題國際合作中存在的障礙在于,各國人口增長模式、傳統理念存在差異,在人口問題上立場不盡一致,難以達成統一的行動綱領,因此更多采取區片合作的方式,比如“南南合作”。而“北南合作”則更多聚焦一些人口與發展的共性問題,致力于應對老齡化、性別平等、生殖健康三大重點領域,同時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藥具,培訓技術人才。
中國直面結構問題
自實行計劃生育30多年來,中國在控制人口上的成就有目共睹,并被“南南合作”中的亞、非洲國家視為學習榜樣。
然而中國仍任重道遠,主要被五大問題困擾:一是中國人口仍處增長期,使就業、福利分配等難以保證。二是老齡化來得太快,出現“未富先老”。再次,人口結構問題凸顯,出生人口性別比不平衡,未來可能出現大量“剩男”。四是人口分布不均,流動遷移活躍,一方面造成城市擁擠,資源緊張,一方面由于戶籍管理,流動人口并未真正融入城市,沒有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最后,家庭功能弱化。例如,獨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在風險面前暴露無遺。這就要求政府把家庭發展作為社會和諧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程亦軍指出,30年前嚴峻的人口形勢迫使我國采取了極端的限制生育政策,有效地降低了人口增長速度,減輕了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但同時也引發了人口結構的失衡,加快了人口老齡化的進程,使我國在還不富裕、社保體系極不完善的情況下過早地進入到老齡化社會。
解振明同樣表示,“銀發浪潮”和人口結構問題是中國必須正視的現實。2030年前后我國老齡化程度會趕上甚至超過發達國家,從現在起就應未雨綢繆,使經濟增長、社會發展方式與人口狀況相適應。中國在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同時,更應把“人口均衡型社會”擺在突出位置,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經歷一個長期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