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國騷亂看言論自由

　　英國連日的騷亂讓社交媒體再次走向風口浪尖。英國警方認為，以推特、臉譜為代表的社交網站和以黑莓為代表的智能手機，為傳播煽動信息、組織串聯犯罪活動，為作奸犯科者尋釁滋事提供了太多“便利”。西方社會在討論反思，社交媒體是否也應堅持言論自由的底線，對新媒體是否需要加強進一步監管，社會公眾在新媒體使用中又應保持怎樣科學與理性的態度。

　　沒有哪個時代如今天這般，互聯網、新媒體能以如此深度和速度影響著輿論格局的分布、社會氣候的轉換乃至政治權力的更迭。在中東北非動蕩中，社交媒體信息擴散速度之快、沖擊力之強、影響范圍之廣遠超乎傳統認知，它成為一系列運動的催化劑。在2009年伊朗大選中，一些西方媒體和政治勢力借助社交媒體廣泛傳播小道消息，有美國政府官員甚至要求推特延遲原計劃的網絡維護，保持正常服務，以便為世界輿論聚焦德黑蘭街頭運動提供“獨特素材”。不久前的挪威慘案發生后，德國一家青年保護網站統計發現，一些團體正越來越頻繁地通過微博、網絡聊天室、視頻網站等宣傳極右翼思想。據稱，在YouTube網站上，有190個宣傳片在鼓吹極右思想，號召人們參加極右團體聚會，影片的點擊率高達17萬次。

　　在新媒體時代，“新聞的圍墻”被拓寬，公眾一起加入到信息傳播的隊伍。大家不僅消費新聞和信息，也分享、補充、創造信息與觀點，還會從“線上”轉移到“線下”，用意見表達來改變社會現實。在英國騷亂中，既有暴徒和年輕人通過社交網站大肆串聯，短時間內把“鎖定”的商家洗劫完畢；也有幾百名志愿者同樣以網絡“閃客”方式，迅速聚集把街道打掃得干干凈凈。“微博產生的蝴蝶效應讓人著迷，讓人激動，它神話般地拓展了人們獲知信息的渠道，在提高工作與生活效率的同時，甚至會改變當代人的時間感和空間感”，英國一位科學家如此感慨新媒體的魅力。

　　不過，新媒體是個矛盾復合體，“充滿著希望，也充滿著失望”。技術平臺的虛擬性、無障礙性，網民的匿名性，以及“把關人”機制的弱化等，使言論自由的界限被逐漸泛化，網絡虛假信息、人身攻擊、侵權違法、煽動暴亂等負面言行不斷出現。在更短、更快的傳播規則下，信息傳播呈現新的“偏向”：以有限的篇幅展現事情最激烈、最尖銳的一面，成了吸引眼球的“法寶”，那些負面信息更能在帶著批評的“轉發”中成為焦點話題，并借助“意見領袖”的多級傳播，引發大規模的道德聲討。面對強大的輿論場和群體性意見，個體難免不自覺地選擇從眾與模仿。英國騷亂中，各種慫恿和挑釁性的短信，讓很多年輕人相信別人都在這么做，那自己也就順便“趁火打劫”一把吧。一個偷竊了一臺電視機的女孩在自首后，不解地反問自己“干嗎要拿那臺電視機，家里不缺電視機啊”？

　　而對“個性”的追求，對身份和利益的隱匿，也會促使一些用戶去大膽發表偏激言論。英國以排外著稱的“保衛英格蘭陣線”宣稱，在臉譜網站上，該組織擁有10萬名支持者，每天能收到大量的評論和回復。歐洲學者指出，極右組織通過社交網站宣傳反穆斯林和排外主義，營造激進的政治輿論氛圍，可能會建立新一輪的種族仇恨，導致社會暴力和個人極端主義泛濫。這讓人想起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科學技術作用的分析：在我們這個時代，每一種事物都好像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卻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純潔光輝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無知的黑暗背景上閃耀”。

　　面對種種社會問題，我們不必刻意夸大新媒體的作用和影響，也無須避諱其他深層次的矛盾和根源。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都有矛盾，這是客觀現實。公眾通過社交網站等積極建言獻策、參與社會治理，這也是公民權利進步和社會發展的現實。但問題的關鍵是，當人們掌握新媒體這個自由的工具時，絕不能忘記自由從來都不是抽象的、絕對的，它不是一個脫離法律束縛的地帶，也不是偏離理性、制造分裂和混亂的借口。自由和責任總是相伴而生，自由精神應是為著社會公共利益而服務。正因如此，自由精神才是美好的精神。事實上，“只有堅持不懈地自愿維護最高的社會責任感，新聞自由才能獲得最大的保護”，數百年來孜孜探求新聞自由真正內涵的學者們獲得了這樣的結論。

　　新媒體時代賦予每個個體以更多的話語權，每一份聲音都在參與話語場的建設。中國的一位微博“明星”曾如此理解“網絡公民”的含義：“合格的公民，不止是遵紀守法，更要有一種堅定的力量能引導和影響他人，他應該是有一種魅力，能讓他人看到美好和希望。”一個公正、理性、客觀、內含責任的“話語場”，才能與其他“場”形成良性互動，推動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