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態糾結的澳大利亞對中國兩面下注

    近幾年，中國越來越多地成為澳大利亞媒體及其學者和政客談論的熱點。春節剛過，澳大利亞智庫科科達基金會就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稱隨著軍力的發展，中國將具備主宰西太平洋的潛力，對澳大利亞構成自“二戰”以來的最大挑戰。

    報告撰寫人是科科達基金會創始人、澳大利亞國防部前官員羅斯·巴比奇，他在報告中呼吁政府應加強對中國的防范與遏制，一方面強化與美國的聯盟關系，鞏固美國在亞洲的地位，另一方面將國防費提高30%～40%，從美國采購10～12艘核攻擊潛艇以及20艘水面艦艇。巴比奇曾是澳大利亞最新版國防白皮書撰寫小組的重要顧問之一，他的觀點代表了澳大利亞國內一部分人的聲音。

    此報告一出，立刻引起澳大利亞媒體的爭論。《時代報》網絡版在隨即發表的一篇題為《為什么我們都因為中國而武裝自己》的文章中說，巴比奇的報告“非常令人著迷”。而同一天的《澳大利亞人報》則發文批評該報告提出了“徹頭徹尾的壞主意”。

    近幾年，澳大利亞成為中國快速崛起的主要受益者，正是中國對能源和礦產資源的巨大需求，才使澳大利亞成為極少數沒有因金融危機而陷入衰退的老牌西方發達國家。與此同時，兩國關系中的摩擦和雜音也更加頻繁。恰恰在一位能講流利漢語的總理任內，兩國關系因力拓案、中鋁收購案、奧運圣火傳遞等事件波動起伏，甚至一度跌入谷底。2009年5月，澳大利亞還頒布了冷戰結束后的第二份國防白皮書，對未來20年的軍隊發展作出系統規劃。很多人認為該白皮書有明顯針對中國的成分。這種經濟上走近、戰略上疏遠的怪現象讓很多人感到困惑。

    中國的崛起，不光沖擊著地區的力量結構，還沖擊著西方世界長期以來的心理和價值觀優勢。澳大利亞民眾對中國的心態可以說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糾結。自蘇聯解體后，西方世界對自身制度和價值觀的自信達到頂峰，甚至歡呼“歷史的終結”，認為西方價值觀和體制代表了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方向。澳大利亞在地理上與東亞接近，但其心理和文化之根仍在西方。澳大利亞自詡為該地區西方文明的唯一正宗代表，奉行著正確的價值觀和先進的體制，它曾長期奉行歧視東亞移民的“白澳”政策，以確保自身文明的純正。在一些人心目中，澳大利亞北部水域并不是連接亞洲的紐帶，反而是阻擋“黃禍”的屏障。自從東亞開始煥發活力后，澳大利亞也多次宣稱要面向亞洲、融入亞洲，但是其自身的心理優越感卻絲毫沒有改變。

    面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整個西方世界都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尤其是這次金融危機，不僅使西方經歷了一場經濟上的危機，也使其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心理上的危機。整個西方世界陷入衰退，復蘇乏力，而奉行“異己”制度的中國卻一枝獨秀、勃然興起。澳大利亞以及一些西方國家不得不將經濟復蘇和持續發展的希望，系在了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身上。這是很多人從心里不愿接受的現實，也激發了澳大利亞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其國民在看待中國軍力發展、在澳大利亞本土的收購活動以及正常的維權行動時，很難擺正心態。民意測驗顯示，73%的澳大利亞人認為中國的發展對澳大利亞有利，但是70%的人又反對把礦山賣給中國企業，46%的人認為中國在未來20年內有可能對澳大利亞構成軍事威脅。這股民族主義浪潮，不僅限制了澳大利亞政府對華政策的選擇空間，也極易成為反對派攻擊政府的有力工具。即使是能講流利漢語的陸克文，也極力避免被貼上“親華派”的標簽。

    現在的中國，可能多少會讓一些澳大利亞人想起二戰前的日本。那時，日本也是大量購買澳大利亞的礦產資源，使澳大利亞獲得極為豐厚的經濟利益，但是日本卻利用這些資源擴軍備戰，最終兩國在戰場上兵戎相見。因此，澳大利亞很難理解作為中國這樣一個尚未統一、安全環境復雜、沒有盟國支持的大國，在富國的同時實現強兵的正當性，容易用疑懼的眼光看待中國正常的軍力發展。中國崛起是否對澳大利亞構成軍事威脅，成為澳大利亞最新版國防白皮書出臺前后的爭論焦點。

    在這一問題上，對中國國情有著更為深入了解的澳大利亞情報部門持相對溫和理性的態度，他們認為中國的軍力發展主要是防御性的，沒有稱霸和擴張野心。但國防部一些鷹派官員認為，中國軍力發展不透明，海軍實力的增強遲早會挑戰美國在亞太的軍事存在，威脅澳大利亞的利益，主張大力發展軍事力量制衡中國。當然，也不乏有識之士發出理性聲音。悉尼大學國際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艾倫·杜邦指出，從最壞角度判斷中國意圖是基于偏見而非有根據的分析，據此來規劃未來20年的國防開支和戰略是不明智的。前外長亞歷山大·唐納指出，中國擴充軍力主要是為了維護國內安全、防止“臺獨”和確保貿易交通線通暢，這些目標距離入侵澳大利亞相去甚遠，遏制中國只會促使中國變成真正的敵人。

    當前，澳大利亞基本上奉行著經濟上依靠中國、安全上依靠美國的雙軌戰略，對華既接觸又防范，兩面下注。繼續發展與中國的經貿關系，抓住中國崛起帶來的寶貴機遇發展自己。同時，通過雙邊接觸和多邊框架來規制中國，通過加強軍事聯盟和發展軍事力量來制衡中國。可以肯定，澳大利亞離不開中國，將繼續把發展對華關系作為重要任務，但是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不會使澳大利亞國內的“中國威脅論”銷聲匿跡。中國的持續崛起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澳大利亞應該主動調適，接受和適應這一趨勢，努力擴大中澳間似乎有所忽略的共同戰略利益，共同推動地區的繁榮和穩定。

    我們對澳大利亞國內的一些強硬言論也不必反應過度，中國崛起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料，不僅外界感到有些不適，我們自己也沒有做好充分思想準備。我們應該不斷豐富和平崛起的內涵，開拓思路，走出一條低成本、可持續的崛起之路。為此，應進一步加強公共外交和文化交流，尤其是要加強軍事交流，以增進相互了解。拓展和深化安全合作，應對共同威脅，并根據自身力量有選擇地承擔一些國際義務，使外界認識到，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地區和平穩定之福而不是禍，避免重蹈歷史上崛起大國軍力越發展、安全環境越惡化的怪圈。